央企退休高管担任外部董事，优势在哪，问题在哪
近一段时间以来，央企又掀起了一波聘任或调整外部董事潮，一批从央企退休的高管，加入到外部董事行列，继续发光发热。如去年12月初刚刚卸任的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陈飞虎，已被聘用担任央企专职外部董事。此外，“超期服役”的王宜林卸任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后，被聘任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卸任的华能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曹培玺则被聘任为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两家央企的外部董事，等等。去年一年，多名从央企管理岗位退下来的高管，都被聘为央企外部董事。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央企聘任外部董事，不从其他方面选，仍围着退休的央企高管转呢？他们能够当好外部董事吗？错综复杂的关系，能让他们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吗？甚至有人认为，是不是这些高管们没有过足当“官”的瘾，还要用外部董事的方式来过渡呢。
确实，这是一个令很多人感到疑惑的问题，也是存在一定质疑的问题。但是，又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要知道，央企都是具有很高地位的企业，在管理上，并不完全等同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且因为规模很大、掌握的资源很多，一旦决策失误或存在管理漏洞，带来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影响也是极坏的。对央企的监督，需要有一定威望和知名度，且对央企比较熟悉的人，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更好地展示监督职能。特别是央企的决策，如果不熟悉央企的管理和决策程序，有时候真的很难参与决策、很难发现问题，很难对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很显然，这些从央企高管岗位上退下来的同志，对央企的管理方式和操作程序是了如指掌的，对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可以从他们的管理经验，包括教训中得到启示，从而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督、参与管理，发挥好外部董事的作用。笔者就曾旁听过一次央企董事会，对某项工作进行决策，结果，企业经营层提出来的一项投资计划，就在两名外部董事的质疑中被否决了。而这两名提出质疑的外部董事，就是从央企高管岗位上退下来的。他们的质疑，有理有据有针对性，直接而到位，让那家央企的经营者无法给出满意答案，董事会只能否决。
更重要的，由于有原央企高管“撑腰”，来自于其他领域的外部董事，也就更敢说话，更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达到更加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效果。否则，其他方面的外部董事会你好我好大家好，成为央企外部董事制度的摆设，极少有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是不痛不痒，根本无法对错误决策形成有效约束。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背景，国资委聘任退休的央企高管担任央企外部董事，还是比较合适的，也是符合央企发展实际的，更是能够有效地发挥央企外部董事的监督和参与决策职能的。
比较令人担忧的，主要是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是关系，二是面子。从关系的角度来看，能够担任央企高管，怎么说都有比较复杂的人脉关系，都会与出任外部董事的企业高管非常熟悉。尤其是刚刚退休的高管，更是与在任的其他企业高管很熟悉。那么，在履行外部董事职责时，如何处理好与企业高管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从面子来看，大家都是曾经或现任的央企高管，都知道彼此的情况，监督严了，就等于不给现任高管面子，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能否抹开面子，履行好职责，需要关注。
也许正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国资报告》杂志在2020年10月发布的一则报道称，今年以来，（国资委）对80家中央企业董事会、董事以及22名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开展了年度评价。为企业选优配强外部董事92人次，及时调整不适宜、不胜任人员9人，遴选95名人选充实外部董事人才库。也就是说，在央企外部董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太称职、不负责任者。这其中，也包括曾经的央企高管。如此，也就不能不对可能存在的央企高管担任央企外部董事、也会不认真履行职责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外部董事、特别是央企高管担任外部董事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评估，从而打消外部的质疑，减少舆论和公众对央企高管退休后担任央企外部董事产生非议。央企退休高管担任央企外部董事，从总体上讲，应当是利大于弊。而弊端主要就是这些外部董事能否抹得开面子和不受与所在企业高管关系影响。做到了，央企退休高管担任央企外部董事还是非常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