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倪伟）北京市级行政中心迁入城市副中心已经一年有余，这片轴线对位、中西融合的建筑群使用得怎么样？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期总设计师朱小地近日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办公区运行状况良好，可以视作有代表性的中国政府办公建筑。
朱小地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也是国内著名建筑师，他参与城市建设30多年，设计过SOHO现代城、深圳文化中心、“山水楼台”等知名建筑，也参与过西打磨厂街222号院、北京坊等一系列老城更新项目。
针对北京目前推进的老城保护更新和老旧厂房再利用，朱小地认为，两者其实面临着一些同样的课题，例如引入社会资源平衡投入与回报的矛盾，并且要注重功能定位和产业规划，让适合特定空间的产业能够长期持续发展。
【人物简介】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期总设计师朱小地。朱小地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也是国内著名建筑师，他参与城市建设30多年，设计过SOHO现代城、深圳文化中心、“山水楼台”等知名建筑，也参与过西打磨厂街222号院、北京坊等一系列老城更新项目。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摄
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期运行良好
新京报：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期已经进驻整整一年，怎么评价这一年的运行？当初设计的想法有没有完全实现？
朱小地：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不仅是一个现代建筑群，也要作为一个文化的形象和标志去面向未来，最根本的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沟通、融合。
行政办公区一期的主要建筑，采取南北对位、东西对称的布置方法，发挥出主要建筑“辨方正位”的作用。通过轴线对位的布局，使得建筑形成完整的、动线合理的群落。同时，在技术上也是集当代城市建设各方面经验和智慧于一体。
一期的建筑与周边广场、绿化、灯光、指示引导系统等是一体化设计，现在看来，总体运行使用是比较不错的。中国的政府办公建筑是一个独特的类型，在这个类型里，我认为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期应该具有代表性。
政府办公建筑也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基本采用南北向。那么南向和北向、低层和高层的办公室不一样，例如北向的采光就不如南向，但也不可能做成单走廊，一方面太浪费了，另外也会带来隔热、御寒的问题，能源损失很大。
适应的产业功能有限，老城保护要重视功能定位
新京报：去年你参与策划了一场《新生于旧》的展览，展示北京近十年老城更新的成果，以及国际国内城市更新案例，目的是什么？
朱小地：去年是北京国际设计周十周年，也是设计周参与北京城市更新的十周年。以这个时间契机，展览既是行业内专业的总结，也是展示包括北京在内的老城保护经验，目标是为了北京下一步城市更新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实际上在老城更新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建筑师设计的知名作品，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或者说是一个“打卡”地，而且在国内国际都有获奖项目。
小小院子的改造，可能只有几百平方米面积，却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甚至国际的瞩目，说明老城保护这件事，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房屋改造更新的问题，牵扯到的面、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社会性的。这些建筑本身也是有代表意义的尝试，对老城保护更新会起到集腋成裘的作用。
新京报：老城的保护更新，在这些引人瞩目的设计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朱小地：北京老城是由很多传统的四合院、居住院落单元组成的，面积和数量非常大，不可能简单靠建筑师的工作，短期内就能形成广泛呈片状的发展态势。
要真正做好老城保护与更新，而且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前置工作，就是做好项目策划和功能定位，乃至后期运营。
当我们把视线前置的时候，会发现真正能够适应老城空间的产业、功能、资源，还是很有限的。比如说，老城空间格局比较狭小，与现代城市功能需求有差异；传统建筑对严寒酷暑天气条件的适应能力不足，也会影响使用。另外一个，老城还存在交通、房屋租金价格等问题，能够存留在这样的空间里长期发展的功能和业态，是非常有限的。
特别是东西城，大量院落空间整理出来后，一旦出现功能资源缺乏，空间就会形成竞争，处理不好也是一种浪费。所以我觉得虽然建筑师的设计可能各有风格，但多了以后，会发现建筑风格并不具备对功能合理使用的唯一性，难度就在这儿，甚至还要面临二次改造。所以后期运营要真正做好，才能有效地去做保护更新。
老城更新投入大回报慢，应鼓励社会资源进入
新京报：这是否也会牵涉到，老城更新项目的投入和回报能否形成良性循环？
朱小地：目前包括一些政策制约，管理制度制约，基本是靠政府或者国资在支撑这项工作。设想一下，在政府大量投入的情况下，没有得到真正的回报，终有一天也会难以继续支持，因为成本是非常大的，还要持续投入。我觉得还是要有突破，发挥社会资源在老城保护更新中的作用，以及原住民的作用。
新京报：最近几年北京每年的重点工作安排，都会提到加强老城整体保护、保护胡同肌理和四合院等要求，对此有什么建议？
朱小地：北京新版总体规划提到老城不能再拆，这句话引申一点理解，是不是可以对老城建筑的使用年限，或者房屋所有权、使用权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认定？
新建的住宅建筑设计使用年限、使用权出让年限都有规定，70年或50年。我们提出老城不能再拆了，那么老城建筑的使用年限、私房拥有者的使用年限，是不是该有更明确的限定？这样会给社会一个明确的信号，可以把投入成本产生的回报，分摊到更长的年限来实现，这样有助于社会资本和个人更积极地投入到老城建筑保护利用中去。
要不然大家都在等，原住民可能也有这样的考虑，担心有一天会搬迁，就形成了将就、凑合的生活状态。个别私房主因为不知道能够居住在这多少年，可能会放弃修缮计划，任其衰败。我觉得不仅要发挥政府或国资的作用，而且要发挥房屋拥有者、使用者乃至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参与老城保护。
老旧厂房需填充适应的业态，形成产业集中度
新京报：北京当前正推动老旧厂房转型文化园区，截至去年9月，全市梳理出了老旧厂房774处，其中城六区有248处，老旧厂房这种空间资源有什么样的独特性？
朱小地：老城也好，工业遗产也好，建筑都要发挥特定的作用。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工业遗产空间？因为工业遗产与现代人的生活更接近，在这样的空间里工作，能更多地感受到历史发展过程。实际上文创产业讨论的是未来、时尚、设计感这些概念，都不是现实的东西，所以才需要这样的空间来做，能够激发想像力。
北京老旧厂房仍然存在上面说到的问题，什么样的业态能适应并且充分填充到不断开发出来的空间里，我觉得难度在这儿。比如一些厂房定位以电影产业为主，有的以设计产业为主，有定位就能更好地形成产业集中度，从而规模化发展。这可能是现在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要不然资源就会浪费。
新京报：苏州、杭州等城市现在也面临老城保护更新的问题，为什么各大城市会集中进入这一阶段？
朱小地：2012年开始，中国社会走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过去高速发展变成中高速发展，整个社会都要转型，从增量发展阶段转向存量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城市空间增量发展的空间缩小，比如一些超大城市划定了城市发展的边界，城市领导者更应该关注的是存量资源如何补齐短板。几十年快速发展过程中，存留下来的一些问题、矛盾，是非常明显的，问题不解决，增量发展也会受到遏制，人口吸引力、城市活力都会降低。
那么这些存量就体现在老城更新问题、老旧小区问题、工业遗产保护等。政府部门应该意识到，在增量发展转入存量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目前还有的增量发展红利，这种红利一旦消失，存量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因为没钱投入是不行的。存量发展不像增量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不断叠加的过程。
越严格的规划，越需要更多层面的对话作补充
新京报：在城市规划的执行中，各方力量如何参与城市建设？
朱小地：越严格的规划，越需要更多层面的对话机制来作补充，保证城市公共利益反映到城市公共空间上，空间也能得到更多持续性发展。
比如说，让建筑底层架空，增加一些沿街骑楼，把空间让给城市，一些项目的场地可以供公众使用等，都可以体现单体建筑项目对城市的友好开放态势，在城市规划中应该更多鼓励。
具体怎么鼓励呢？可能需要利益平衡，比如说底层架空了，是不是允许盖得更高一些？绿地开放给公众，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费用的奖励？否则每个建设方都用围墙围起来，城市岂不是越建越堵、越窄。我觉得规划实施过程中，多一些多方面、多层次的对话，可以使城市空间利用更多样、更丰富。
新京报：民众对身边的公共空间有怎样的发言权？
朱小地：城市对话平台标志着城市管理的成熟，也反映了城市和民众的关系。比如说一些街头公园、口袋公园，这些与市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地方，应该更多倾听市民的意见。其实这样对建筑师作设计也能更有的放矢。
比如有些社区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公共空间需要更多阳光、休闲、能够交流，适应老年人的需求。设计要多注意这些需求，给出一些策略，而不是简单做一个概念、做一个设计，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关注，还是要做更实际的工作。
新京报记者 倪伟协作记者侯少卿
编辑 陈思 校对 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