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一些外墙斑驳的老旧唐楼群间，偶尔会出现几个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卫生署人员，他们“全副武装”为房和楼层喷洒消毒剂。街坊邻居开始议论：估计又有人感染了。
目光所及，破旧狭窄的唐楼门口，悠长昏暗的楼梯，转角处或会凌乱地堆积着垃圾，苍蝇吵闹，老鼠乱窜。即使楼高至10层，也没有电梯出行。一家几口人挤在不到10平方米大的“盒子”里，甚至厕所和厨房融为一体。
“环境恶劣的房就像计时炸弹，随时有可能引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局部暴发。”港媒呼吁疫情危机敲响警钟，是时候了结房之乱。
房是香港楼贵人稠的特殊产物，即一间单元房成多间独立房。公开资料显示，全港至少20万名市民居于住宅房，另还有改装的工业大厦内的非法房，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0平方呎（约等于5.6平方米）。
“房租占收入过半”“领着综援”“脆弱得不堪一击”，这是贴在房户身上的标签。他们是香港社会最边缘的一批人，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最先影响到的就是他们。
“危险之地”
“房租三千多块，大概100平方呎，相当于10平方米。”黄燕（化名）住在香港深水埗福荣街114号一间房里。这套单元属于同一业主，被切割成四间房，分租给四户人家。
香港深水埗福荣街114号唐楼。 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 吴怡 摄9楼，没有电梯，黄燕与9岁的儿子蜗居于此，每天她至少上下要跑四趟，很多家具都是她徒手搬上来的。“盒子房”内仅容得下两张床，一大一小，还有一张书桌和一台冰箱，其他杂物尽可能地堆放在上面，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如果两个成年人在房间走动，还需要侧着身子挪移换位。尽管这样，她对这个小窝已算满意，起码厨房、厕所分开。跟她相熟的朋友，有些住得更逼仄，房间只放得下一张床，煮饭只能在厕所煮。而事实上，黄燕所说的“厨厕分开”也仅有一帘之隔。
服务于深水埗房户的香港新家园协会注册社工陈慧灵，定期会探访房户，这次她给黄燕带去一些防疫物资。黄燕把口罩小心翼翼地叠着，用塑料袋装好，平时省着用，就不用再花钱买了。
防疫物资价格上涨，普通的漂白水从原本的30块一瓶，涨到70块，散装口罩差不多要10块一个。为了省钱，有些房户把用过的口罩洗干净，用风筒吹干重复用。
房户的卫生情况更是令人堪忧。黄燕所住的唐楼，每天早上八点才会有人集中清理一次垃圾。有些房户为了方便，把垃圾扔在楼道转角处。经过一晚，楼道堆满了垃圾，臭气熏天，住户们出门只能捂着鼻子穿行其中。
平时，黄燕比较少对房间消毒，唯一力所能及的，是尽量收拾整洁，叮嘱儿子把垃圾扔到一楼的垃圾车，勤洗手，尽量少接触其他人。
房楼道堆着垃圾。25岁的刘超（化名）与母亲、哥哥住在深水埗福华街另一间房中，也是10平方米左右，月租4500多港元。房间内，一张双层的床，日常用品堆在床上，空间有限，只留下能用到的东西。疫情肆虐之下，房成了病毒温床的“危险之地”。不少传染病专家和社区协会警告，房户欠缺防疫物资，加上房渠管普遍没有安装Ｕ形聚水器、接驳较乱，部分厨厕合一，加上旧楼管理欠善，空间狭窄，人口密集，没有人进行定期清洁，传播病毒风险大增。
唐楼里狭窄的楼道。4月份，香港湾仔骆克道益诚大厦3楼一周内先后有3名房住户确诊新冠肺炎，这是香港首次出现同楼邻居染疫。更危险的是，由于医院隔离病床不足，部分确诊者曾被安排居家隔离。3月份，有居于深水埗房的21岁男子确诊新冠肺炎，只能与母亲挤住在不足20平方米的房内居家隔离，40小时后才等到床位入院。其间，他与单元内其余四伙房户“共处一室”。据统计，全港约有21万房户、板间房、笼屋，还有麦难民、露宿者、外佣等社群，他们成了抗疫中的“未确定因素”。7月份，香港第三波疫情卷土重来，源头不明的个案增多，社区传播链复杂，传播速度加快。
“冇工开就冇钱”
“港版方舱医院”的出现，令房户不再因医院床位紧缺而被迫居家隔离。8月7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在亚博馆内其他位置额外建设1000个床位。
此外，林郑月娥称，得到中央全力支持，将免费为全港市民进行自愿性新冠病毒检测，最快约两周后实施。
这对于广大基层市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香港医院、医务中心对于新冠病毒测试收费从250港元至2000多港元不等，其中超1500港元的检测居多。
自费检测是房户们不太敢想的事。黄燕独自抚养儿子，每月领着4620港元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交完房租和水电费，只剩下几百块艰难度日。
这点钱还要留着应付突发情况。例如，半夜儿子要是发烧只能打车去看医生。儿子的生日没有蛋糕，六一儿童节没有玩具。“我什么都没给他买，他会怨我。但我现在满足不了儿子的任何要求。”黄燕说。
黄燕是广东人，2009年来到香港，次年与丈夫相识结婚。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母子俩被丈夫赶回内地。“他说负担太大了，让我跟亲戚一起住。”
因为儿子在香港出生，拿的是香港户口，黄燕只好陪儿子在香港读书。2015年，母子俩从内地搬回香港，但她没有就业资格，而那位港籍丈夫早已失联。
冰箱上贴着一张母子俩的照片，那是她们2015年刚来香港时的合照，儿子四岁，两人笑得灿烂。父亲没有出现在合照里，也没有在这个房间内留下任何痕迹。冰箱是热心人士送的，里面几乎空荡荡。
“我今天忍痛买了一条排骨，103块，好心疼。”这是黄燕去年以来煲的第二个汤，排骨要分成几次吃，一次用完她觉得太心疼，平时煮面搭配点火腿就是一顿了。
黄燕为儿子煲汤。刘超一家是从2013年来到香港，一共搬过三次家，上一次被迫搬家是因为住所被卖掉了。为了抚养兄弟俩，母亲会打上两份工。一家人生活拮据。现在兄弟俩自力更生，哥哥在一家私企工作，但收入不太稳定。刘超在内地读大学，靠自己努力赚取奖学金来付学费和日常开支，疫情期间他没有找到合适的短期工作。
“整个疫情对于房户影响最大的还是收入，很多人都失业了。”陈慧灵说，房户主要做的工作是建筑、酒楼、零售这三大行业，受到的冲击很大。很多酒楼倒闭，商店关门，有些人收入大减，甚至零收入。她所接触的2900多户深水埗房户当中，接近一半人收入减少。
在疫情下，很多基层家庭都出现“手停口停”的情况，对于房户来说，米面粮油比防疫物资来得更实在。社工称，冇工开就冇钱，所以大家都好实际。
香港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发现，香港过去一年受社会运动及疫情影响，市民精神健康受冲击，最主要压力来源为对经济、学业、事业等前途感忧虑及缺乏防疫物资。
“怕他们会被遗忘”
香港深水埗福荣街114号唐楼里的老信箱。“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一帮人，如果我们不去关心他们，他们会被遗忘的。”陈慧灵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当说到房户的种种遭遇时，她眼眶有些泛红。十多年前，她也是跟随父母从广东过来香港。她所在的香港新家园协会是致力于服务新来港及少数族裔人士的慈善机构，约有20万社区会员，大多数人住在房里。
“他们常说‘一过深圳罗湖的关口就感觉重新活过来了’，连呼吸的空气都变得更好了’。”陈慧灵解释，很多人对新来港人士有误解，其实他们来到香港并不是为了偷懒或者享福利，很多是为了家人留下，他们选择了就会很努力对待这里的生活。
香港新家园协会注册社工陈慧灵。陈慧灵在这个协会工作了10年，疫情期间工作变得更加繁忙。除了定期派送米面粮油，社工也会为房户送去口罩、漂白水、搓手液等防疫物资，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对于底层家庭来说，这些是必需的但又是他们负担不起的物品。”6月底，香港社会福利署推出了“关爱基金，为低收入房住户改善家居”的援助计划，主要协助维修家居，购买家私、家用物品及提供灭虫灭虱服务，每人最多可申请非现金资助津贴8500港元。
为了将援助落到实处，陈慧灵背着一袋资料爬着高高的楼梯，挨个探访房户。第一次是评估申请家庭的实际需求，第二次则是看是否对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
除了香港特区政府，银行机构也出钱资助房户。例如，渣打银行与社联合作推行房户交租计划，邀请银行企业客户参与捐助，每户资助金额为5000港元，受惠家庭超过4000名。
中低收入者何时能居者有其屋，依然是香港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与黄燕同单元的其他两家房户，最近搬到了公共租住房屋。他们一户排队了12年，一户排了10年。“他们搬公屋很开心，终于熬过来了。”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早前于《施政报告》中提出研究推行租务管制，今年4月“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成立。香港测量师学会规划及发展组主席林家辉表示，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香港需要从防疫角度，解决住屋问题，例如政府带头大规模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兴建房屋，满足市民的房屋需求，打造具备防疫韧性的健康城市。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