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郑丹北京报道
2020年8月17日，24号楼突然传开了“中铁建董事长陈奋健坠亡”的消息，整栋楼里，没人认识陈奋健，但知道他自2018年担任中国铁道建筑集团（以下简称“中铁建”）董事长，曾多次将楼里住户告上法庭。
两天后，中铁建发布公告：“董事长陈奋健先生于8月16日不幸逝世。”
77岁的叶慧珍打电话给法院：“那我们还打不打官司？他是原告，是告我们的人啊！”法院回应：起诉住户是企业行为，官司照打不误，不影响。
“虽然自陈奋健担任董事长之后，为集团做了不少贡献，但是此次强行拆迁24号楼我们真的不理解。”中铁建的工程师王亚妮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自2018年至今，撬门、强拆、封门、撕雨毡、报警在24号楼已经屡见不鲜，不少人还被单位降薪、调岗。
这场拆迁战已持续两年半，最初的70户人家，现在只剩18户还在坚守。每天早晨9点至下午5点，楼上的大妈、大爷就套上红袖章，提着小板凳坐在楼下，生怕拆迁公司突袭，年龄最大的80岁老职工也加入其中，连日守楼门。夜晚，大型载重车的响声、脚步声、噪音等，都会让住户变得格外敏感，甚至在房间眺望直至凌晨。
老人们守护的24号楼，现在已被拆了三分之一楼体。这处55年前建成的福利房，历经铁道兵、铁道部，最后转至中铁建。住户，也多是中铁建的老职工。
2018年至今，中铁建多次要求住户无条件从这里腾退。因部分住户不愿腾退，中铁建前后5次分批起诉该楼9名住户。最后一次以陈奋健为原告的民事案件在8月25日开庭。
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
24号楼的所有人都绷着一根弦，丝毫不敢懈怠。
2020年8月23日23点45分，张海峰跟往常一样，穿着灰色大背心，踩一双拖鞋，在楼门口和走廊里转悠。
这一天，楼门口的保安又换了一批，站岗的人数明显增多，每层楼道还加了两桶灭火器，立在昏暗的楼梯拐角，红得显眼。
“气氛不对，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张海峰径直上到顶楼，穿过被破坏的铁栅栏，到两端往远方望去。视线里，出现两辆没棚的大卡车驶进大院，在楼门附近呼啦啦下来三四十人。张海峰转身就往楼下跑，刚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来得及在微信群里通知大家，就听到了敲门声。
“我从猫眼往外看，没人。”张海峰的妻子害怕地发抖，立刻报警。几分钟后，警察到场核实身份，住户们陆续下楼看情况，卡车方称，是搬家公司工作人员，虚惊一场。
大家散开之后，楼门又安静了下来，院子里空荡荡的，搬家公司的人在不远处的88号楼工作。
张海峰不放心，决定和其他两名男住户通宵站岗，在楼门前来回踱步，凌晨1点，天有点凉，夜间温度20℃左右，张海峰吸吸鼻子，三步并作两步回去换了件短袖衫。凌晨4点，他在24号楼微信群通知大家：“搬家公司的人已经离开，大家放心休息。”五点多，还有住户跟张海峰发消息询问情况。
“我们以为他们昨晚会强拆，大家都不敢睡。”四楼的一位住户让儿子也跟着张海峰在楼门口守了一夜，自己不放心，又在窗边盯到天亮。七八点钟，几名住户再到楼下换班，约定有情况第一时间在群里通知。
24号楼的所有人都绷着一根弦，丝毫不敢懈怠。
据张海峰回忆，2019年10月25日中午，七八十个人身穿保安服，手执盾牌与钢叉拥堵在4楼楼道。张海峰开始没在意，很快，人群开始强拆邻居410的房门。
当日的三段视频显示，一名工人手拿钢棍撬一防盗门，几名保安站在身后，里层木门也被撬开之后，该房住户待在房里仍不愿离开，与保安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该住户被3名保安压制在床，胳膊交叉按在背后，其中一名保安将膝盖扣在该住户脊背处。
张海峰冲进房间，大声呵斥保安，将三名保安强扯出屋，后张海峰也被扣住脖颈推出房门。
与此同时，2楼东头的一名女住户哭嚎声越来越大，四名保安拉起一张蓝色方格子布将走廊遮挡，以防住户拍摄。一大群住户都涌过来，其中几名直接上前扯开布：“你凭什么不让我们看？”场面一片混乱，四名保安将一个女人抬出来，一直前往西头，哭嚎声充斥着整栋楼，随后保安开始向外搬家具，直至警察前来制止才平息矛盾。
此后，隔三差五，几名保安带着人撬一家门，再用一绿色木板封上，楼道里经常会出现争执声和警察的身影。2019年12月19日，24号楼东边的楼房被拆除。24号楼剩余的住户站在楼门前，看着吊车的铲子伸向五层楼顶，齐齐地砍下来，三分之一的楼房重重地倒塌到地面。
历史遗留的问题
王亚妮称，也是因为这间房，自己在中铁建一干就是25年，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
这是一栋位于复兴路南侧300米的筒子楼，透过一楼残缺的玻璃窗，一间间破旧的空房裸露在外，几户人家在窗户上贴出“禁止强拆”的黑色大字，楼的两边竖起了铁皮围栏，周围是一片从房屋中清出来的家具和垃圾。
张海峰时常中午抽时间跑回来看一下房子，对他而言，这里不仅仅是福利房。1990年，在中铁建工作的父亲分到这间房，自己在这出生、长大。后父亲被分到其他楼栋的科级福利房，自己留下来按内部职工价格租住至今。“这个地方要是拆了，我就没地方住了。”
2018年8月12日，北京大雨，此后连续三天早晨，张海峰都被房顶上滴下来的泥浆溅醒，床边摆三个塑料盆子接水。“楼顶的雨毡在2019年就被大面积撕掉，所以回回都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几层的住户都是如此。
75岁的住户贺光松向记者介绍，这栋建于1965年的老楼，1971年铁道兵机关营建部门在该楼东西两侧增建宿舍，形成完整的24号楼，占地面积5200多平方米，共五层，拥有347间房，为原铁道兵机关的集体宿舍。
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颁发《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全体官兵脱下军装整建制并入铁道部，组建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这支队伍经30多年体制改革，变更为目前的中铁建。
于是，24号楼也成了历史的遗留问题，产权变更为中铁建所有。
24号楼房屋因面积小，条件差，租价多为1000多元/月，记者查询发现，其周边个人产权房屋售价多在10万元/平方米左右，租金约为200元/平方米。
2016年，中铁建突然贴出公告，提出为改善职工居住环境，拆迁24号楼，建设经济适用房，整个24楼都为之振奋。
彼时，中铁建三级公司基础设施事业部的工程师王亚妮正在武汉出差，儿子高考分数刚出来，615分，全家正是欢喜的时候。接到爱人张铭的视频，说24号楼要拆迁，能改善大家的生活，王亚妮有些激动，连连感叹：“今年的好事怎么这么多？”
这间10余平方米的房子，是王亚妮1994年结婚的时候单位分的简易房。原本应该在附近分到稍大的房间，但当时按照工龄学历排队分房，王亚妮被暂时分到24号老楼，并得到公司的口头承诺，等建了新的宿舍，就会给王亚妮换房。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改变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为以按劳分配的货币工资分配为主的方式，1998年，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我们没有赶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此后一家三口一直住在24号楼，户口也在这里。”王亚妮称，也是因为这间房，自己在中铁建一干就是25年，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
眼看新一轮机会就要来了，中铁建的新公示又给王亚妮一家当头一棒。2018年5月28日，中铁建拆迁办在每家门前贴上《关于腾退24号楼的通知》：“自7月1日起，将对未腾退住户采取强行措施，并实施整体拆迁。”王亚妮等了很久，没有人上门谈补偿。
随着24号楼屡次发生保安撬门事件，矛盾不断，楼里很多住户不堪压力，无条件腾退。2019年1月21日，中铁建再次发通知，明确公示：“自行妥善安排后续租住生活事宜。”
“我的诉求很简单，我现在可以把两处房都交出来，给我们一个120平方米的房间。”77岁的叶慧珍告诉记者。1990年，叶慧珍的丈夫因在中铁建报社工作，夫妻二人被分到24号楼的一间房，于2001年分到其他楼栋一间87.5平方米的房。叶慧珍夫妇认为，根据工龄，自己应该被分到90～130平方米的房间，于是跟公司协定24号楼作为补差房。
与叶慧珍情况相似，在24号楼居住长达50年的贺光松，也提出补偿需求。1990年，贺光松被分到大兴的一处80余平方米的房间，因面积不够，距离太远，所以卖掉新房，继续居住在24楼至今。
“这栋楼是中铁建的楼，历史比较久，中铁建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住的人各种各样，有中铁建的职工、职工子女，还有一些跟中铁建无关的人靠关系住进来。”中铁建原代理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孔伟平告诉记者，该楼产权在中铁建，其与住户之间是租赁关系，“分配新房子面积不足的，从外面走关系进来的，这些都不是要补偿的理由，其他有特殊困难的，中铁建一定会帮忙解决。”
谁家的孩子谁抱走
“我们一份内部文件里提出，要贯彻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精神，就是说哪家公司的员工，就哪家公司自己解决腾退问题，把任务完成。”
“我们不需要解决困难，我们就需要安置。”张铭靠在桌边，他因为房屋问题，已经很久没有再工作了。
2019年，24号楼接到新的无条件腾退通知后，贺光松、张铭等楼里三十余人于1月底前往中铁建总公司要求与董事长陈奋健对话未果，一段当时的视频记录：中铁建十八局集团董事长郝趁义向住户许诺：“下一步，咱们根据不同的诉求，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一对一沟通。”多名住户告诉记者，事后仍无人上门谈安置方案。2019年6月17日，二十余人再次前往中铁建拉横幅，要求谈话，未果。
曾参与诉讼的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孔伟平告诉记者：“对于24号楼里的中铁建在职员工，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查哪个单位的，哪个单位就负责把这些人清走。”
王亚妮称，自己就是被清走的一员。索要补偿未果后，王亚妮、张铭夫妇拒绝腾退房屋，随之而来的是被单位领导频繁谈话，甚至降调离职。
“二级单位董事长、副书记，工会主席，以及三级单位的整个领导班子就搬迁问题都找我谈过话。”王亚妮称，2019年6月之后，其单位安排不搬迁员工学习住房政策，领导明确说过，不搬迁就降职，降职再不管用就强拆。“我们一份内部文件里提出，要贯彻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精神，就是说哪家公司的员工，就哪家公司自己解决腾退问题，把任务完成。”
2019年6月26日的一段录音显示，基础设施事业部书记告诉王亚妮夫妇：“中铁建股份公司压的，这个球踢给我们了，你们也没产权，这产权是中铁建的……现在没人帮你们说话，你们服不服，也得面对现实，不能抱任何幻想，公司几次开会都没有改变主意。”
王亚妮向工会申诉，没有得到任何书面回复。
2019年8月5日，王亚妮收到了一份来自二级单位的调令，派王亚妮于8月6日前往位于四川南充的第十五项目部资料员岗位报到。王亚妮夫妇前往公司工会讨要结果，被告知“降调是工作需要”。当日录音显示，工会主席与基础设施事业部都再次强调，因上级公司的压力，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8月底，王亚妮收到南充第十五项目部的电话通知，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5月15日，中铁建设集团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向王亚妮发书面通知，因王亚妮旷工，故双方解除劳动合同。
被降职的不仅王亚妮一人，24号楼多名拒绝搬迁的中铁建员工均遭遇降职。
常年在外居住的刘树德在一家二级公司工作了18年，2019年8月，突然被直降两级，月薪降低近万元，其24号楼房门三次被封。当刘树德试图以打官司的方式维权时，一段通话录音显示，其单位领导向其警告：“你作为党员干部，这么搞下去，总公司会加大对你的处罚，甚至回家待业，你考虑好。”记者发现，该公司其他降职人员的免职通知上，均未说明降职原因。
8月初，刘树德再次回到24号楼，发现家门被电焊锁死，又一次报警。
“我们几乎天天有人报警，自2019年10月25日之后，中铁建拆迁小组就开始采取零零散散封门的措施。”张海峰告诉记者，8月3日晚9时许，中铁建机关建设指挥部派人正要电焊封掉一户主家门，被楼内住户联合报警抵制；4日7时许，焊接工人和多名保安再次上楼，趁户主不在将房门焊死，8月22日，又一住户因为电焊封门再次报警。
多名住户反映，中铁建为监控住户，设有专门的保安在各层楼巡查，记录住户出入情况。多张记录表表明，该楼值班人员有记录行为，例：“夜班，4.24，101有，103无，105有……215无……”五层楼依次记录。
“我现在不敢走太远，基本都在家里，除非去离家几百米的超市买东西，一周去两次，买了赶紧回来。”张铭也提心吊胆，“晚上必须回家。”
官司还打不打？
房子的产权是我们总公司的，住户没有产权。
除撬门、封门、撕雨毡、停水电、强拆等硬性行为，中铁建也多次通过法律途径收回24号楼。中铁建董事长陈奋健从2018年至2020年前后分五批起诉该楼9名住户，第4批其中的住户王彬被两次告上法庭。起诉书中表明：“24号楼产权为原告所有，现该楼要整体拆迁改造，被告应当腾退涉案房屋，其拒不腾退涉案房屋行为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显示：“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裁定如下，驳回中国铁道建筑有限公司的起诉。”中铁建对一审不服，再次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最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记者注意到，判决书显示，中铁建一方称：“涉案房屋所在土地的属性为办公用地，属于办公用房，不是住宅本身就不是可分配的住房。”此信息与房改初期的房屋登记表中内容不符。1992年12月，《北京市房屋登记表（楼房）》中，24号楼编号为“15”，“房屋用途”一栏中填写为“住宅”，房屋所有权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此外，中铁建提交的证据中含有一张《建筑拆除工程备案表》，作为实施拆除涉案房屋的法律依据。该备案表中写明：工程名称为“中国铁道建筑公司24#，印刷厂、铁建医院拆除工程”，并盖有北京市海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公章，日期为2018年8月28日。
贺光松认为，住建委未对拟备案拆除房屋进行调查，在该房屋还有住户的情况下，就为其备案，不符合住建委相关规定。7月15日，贺光松联合其他住户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海淀区住建委，已经立案。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才亮告诉记者：“企业对原来的集体宿舍改为办公用地，从严格的规范操作来讲，应该先让职工交回房子，再来变更用途，但实践当中，有企业先变更用途再收回房子，也符合法律规定。”
临近25日开庭时间，被告贺光松、李永清等4人准备好应诉材料，又担心中铁建趁住户不在，趁机强拆，于是提前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张海峰也担心，请了一周假，专门守在家中。
8月17日，突然传出了中铁建董事长陈奋健坠亡的消息，24号楼里没人认识陈奋健，只知道这个人是原告。两天后，中铁建发布公告：“董事长陈奋健先生于8月16日不幸逝世。”
那官司还要不要继续打？77岁的叶慧珍打电话向法院咨询：“那我们还打不打官司？ 他是原告，是告我们的人啊！”法院回应：这场民事案件是企业行为，官司照打不误，不影响。
王才亮就本案情况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我们国家的职工工资里面也没有住房成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由单位来福利分房，北京市的房屋征收与拆迁是有政策性规定，要给予补偿。但客观地讲，在职企业职工只能享受一次原始的宿舍分配机会，后来企业改善住宿条件又调整，分到新宿舍的话，原来的集体宿舍就应该收回，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企业没有及时收回，那么企业有权力在任何时候收回。”
“职工分到集体宿舍之后，如果没有再分配新的房子，属于福利分房，依然享受对集体宿舍的居住权，拆迁的时候是需要对职工按照房改给予补偿的。”王才亮继而表示，无论如何，强拆时如果发现还有住户，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收回。
记者致电中铁建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沈玉泉，对方称：“第一，房子的产权是我们总公司的，住户没有产权，另外，我们是在依法依规的情况下进行，不存在任何强拆。”并向记者说明，详细情况跟拆迁小组的具体负责人联系，记者随后致电拆迁小组负责人，其称不负责，记者屡次致电其他相关部门，均无人接听。
（文中张铭、刘树德、王亚妮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