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10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2021年年会在北京召开。10日，年会进行专题政策研究成果介绍，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永生代表“区域协调发展与绿色城镇化战略路径”专题研究组，作了主题为“全球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城镇化的绿色再造”的报告。
张永生表示，城市的绿色转型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能源问题、规模问题，背后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无法用过去导致这些问题的思维去解决这些问题”。同样地，我们也无法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旧思维，进行碳中和时代的城市绿色转型。
绿色发展包括“两个转变”
在讨论“全球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城镇化的绿色再造”这个题目前，张永生表示，首先要了解“全球碳中和背景”的含义。
目前，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承诺实现碳中和目标，占总数的70%左右。其中，70%以上是发展中国家。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承诺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它们不再像工业化国家那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走一条低碳的经济起飞道路。因此，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一个新的绿色发展时代开始。
张永生认为，绿色发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消费方式的转变。
在生产方式上，主要体现在新能源、新技术等引发的一系列产业革命，很多产业都要推倒重来。但是，仅有这个转变还不够，还需要有消费方式的转变。
消费方式怎么变？形象地说，就是吃饱喝足以后，经济再怎么发展。对此，张永生表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过度消费，即吃更多，长胖、生病、污染环境，然后减肥、治病、治理环境。这是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这些活动都产生GDP，但相当部分GDP并不是好的东西。现代经济就是建立在消费主义的基础之上，相当多的经济活动，本质上都是凯恩斯意义上的“挖沟填沟”活动。GDP中的这些内容，对人的福祉提高意义不大。这已为大量福祉经济学的研究证实。
另外一条路就是，吃饱以后过健康的生活，不仅有适度丰裕的物质生活，还有体育、文化、知识、体验和旅游等具更高品质的生活。这是一条可持续，但同样高增长的道路，但经济增长的内容不一样。
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更多的就是在第一条道路上，具有“高增长、低福祉、不可持续”的特点。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就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手段的反思和重构。
现有的城镇化模式，无论是城市承载的经济内容，还是城市自身的组织方式，很大程度上，都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当作为城镇化基础的发展模式因为不可持续而发生根本转变时，相应的城镇化模式，也要发生根本性变化。
绿色城镇化的三大任务
课题组在前一期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三大任务板块。
第一个任务是，现有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城镇，如何按照生态文明的理念进行重新塑造。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
第二个任务是，未来有超过1亿多人口要进行城镇化。这些人口如何以新的绿色发展方式进行城镇化。预测中国城镇化率未来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
第三个任务是，乡村如何绿色振兴。乡村和城市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张永生介绍，课题组本期的研究，就是围绕这三大问题进行，但与前期的研究相比，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就是全球碳中和。
目前，城市碳排放占总排放的70%-80%，因此城市是减排的主战场。我国现在有290多个地级市，每个城市的情况不一样。这些城市如何依次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根据一些学者对290多个地级市碳排放的测度，中国大概有11%的城市已经实现了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强脱钩。
所谓强脱钩，就是碳排放的量在绝对下降，但经济同时在增长。张永生表示，“这是很大的成绩，但是对于碳中和而言，还远远不够。”
高碳城市居民对“双碳”支持度最高
张永生强调，目前，我国城市降碳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其低碳转型更多的还是持传统转型的概念，就是强调产业升级，升级到所谓“微笑曲线”的两端。“从1980年代起，中国就在强调发展方式转型，强调从粗放型到集约型发展，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张永生指出。
“产业升级当然很重要，但是，现在碳中和要求的绿色转型，同过去的转型概念具有本质的区别。绿色转型是从发展理念、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而深刻的转变，不只是生产端的产业和技术问题。” 张永生说。
张永生表示，仔细分析这些碳排放下降的城市就会发现，其更多的是在生产端实现碳排放的下降。如果用消费端去测度，就会发现这些城市的消费结构，同其他没有脱钩的城市并没有太大区别。这些城市消费的高碳产品，很多是由其他地方生产。所以，这些城市的转型路径，就难以扩大到全国或全球，不可能以此实现全局范围的碳中和目标。
此外，张永生介绍，通常人们以为，那些高碳的城市，或者高能源、高排放城市的居民，可能会不太支持“双碳”目标，但是，其团队基于大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最支持双碳转型的城市居民，反倒是来自那些高碳的城市。
这意味着，这些高碳城市的传统发展模式，虽然带来了GDP的增长，但可能并没有让老百姓福祉得到相应的提升。
城市更新不是大拆大建
在绿色城镇化三大任务的现状方面，张永生表示，目前大范围的城市更新，提供了对城市进行重新塑造的重大契机。
中国城市更新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要避免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旧思维，进行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更新。旧思维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大拆大建。
传统工业化模式以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在这种思维下，人们更重视有形的、物质的东西。对人文的、无形的东西，比如生态环境、文化、创意等不够重视，也没有相应的商业模式支持。所以，在这种思维下，一讲到城市更新，很自然地就想拆了重建，或者将城市更新当成城市维修。
张永生表示，“如果是这种思维，就不会出现像北京798艺术区这样的成果。因为按照传统工业化模式，798这些破厂房，是要拆了起‘现代化’的高楼才对”。这些“破厂房”的文化价值，在强调物质生产的工业化思维里，是很难被理解和认识的。因此，大拆大建实际上是对很多宝贵无形资源的破坏。
住建部前不久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在城市更新中防止大拆大建。这个非常正确。
有些地方在城市更新中也考虑到绿色转型，但更多的是在小区修一个公园或绿地。对绿色城镇化的理解，就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但是，绿色城镇化不只是“在城市里建公园”，更是“在公园里建城市”。这两种做法有本质区别。如何在不破坏环境的条件下，进一步地利用自然力量，建立起繁荣的城市经济，让城市居民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就需要有不同的城市发展思维。
所以，现在需要对城市进行重新定义。在数字时代和生态文明的视角下，发展理念，资源概念，福祉概念，生产力、可持续的含义，社区的概念，经济发展的空间含义，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尤其是，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人们吃穿住行和娱乐、工作、生活的方式，均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都会反映在城市空间的变化上，所以也应该在城市更新中得到体现。通过城市更新，我们是要打造数字时代和绿色发展时代的未来城市和未来社区。
中国城镇化呈现本地化趋势
关于第二个任务，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大概有1亿多，要怎么实现城镇化？张永生表示，一些人认为，城市就是要讲规模效应，中国要走大城市战略。但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能都不是太现实。
经过几十年的城镇化，中国I型以上大城市的人口（含6个超大城市、9个特大城市、13个I型大城市），只占全国人口的15%左右。这些人口在所有城镇化人口中，也只占23%左右。
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更多的是呈现本地城镇化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从2010年左右开始，外出农民工的比例持续下降，本地农民工的比例持续上升。所谓本地农民工是指在自己乡镇范围内流动。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县域，会看到更加明显的本地化的趋势。现在农业人口的城镇化，也不是在往大城市走。
调查显示，2010年左右，省内流动就已经超过跨省人口流动，大部分人口都是在省域范围内流动。
因此，人们要跳出传统工业时代关于城市大小的争论。当然，这不意味着“逆城镇化”，而是要用生态文明思维对城市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义。
而一旦对城市功能进行重新定义，城市发展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规模问题。
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化。中国工业化从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的工业都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中小城市和县域，分布在城市群里。尤其是，大量的产业集群，都是在中小城市。此外，乡村也存在大量的工业，其量级之大，超出很多人预料。
第三个任务，就是乡村振兴。张永生表示，当前，乡村振兴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地方在用传统“三农”的概念推动乡村振兴。这样是很难做好的。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是乡村振兴，不是农村振兴。这两个概念有本质的区别。在传统的发展概念下，农村就是提供粮食、劳动力、原材料，为工业品提供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的视角和城市视角。这个视角限制了乡村的发展潜力。
因此，一定要跳出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概念，对乡村进行重新定义。乡村是一个新型地理空间概念。在数字和绿色发展时代，乡村除了农业活动以外，还可以进行大量的非农活动，包括旅游、文化、健康、教育、艺术、体验和手工等。
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应该怎么走？张永生表示，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回到发展的初心。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们福祉的提高，而城市出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城市出现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提升人的福祉。
张永生团队了解的数据发现，虽然大中小城市的人均GDP差距悬殊，但他们之间的福祉差距并不大，甚至发现县城居民的满意度往往更高。
“这意味着，城镇化的发展方向需要转变，从过去GDP驱动的城镇化，向福祉驱动的城镇化转变。” 张永生说。“人们选择在城市、郊区或乡村工作或居住，是为了更高的福祉，GDP并不是福祉的全部”。这种不同的城市发展导向，就会产生不同的空间含义。
城镇化绿色转型的5个建议
对于城镇化的绿色再造，课题组提出5项政策建议。
一是，将“双碳”目标作为绿色城镇化重要的战略抓手，推动城市有序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尤其是，那些率先碳达峰的城市，应该从生产方式的转变，转向消费方式的转变，以实现彻底的绿色转型。如果只是靠过去的产业升级方式，难以实现全国和全球的碳中和目标。消费方式的转变，需要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通过新的环境规制、税收、价格等政策，以及新的价值观念、新的市场供给来共同促进。
二是，将城市更新作为绿色城镇化转型的重大契机，避免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旧思维进行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不是城市维修，更不是大拆大建，也不只是简单地在城市里建公园和绿地。绿色城镇化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其三，要跳出传统工业时代的城市大小之争。对城市和乡村要重新定义，大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不同性质的东西，没法简单地用规模进行比较。
再者，避免用传统的“三农”概念和城市的视角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是新型的地理空间，可以进行很多经济与非经济活动。尤其是，随着城市圈、互联网、高铁的兴起，对城市和乡村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义，就可以激发城市和乡村新的发展潜力。
最后，绿色城镇化远不只是零碳。如果不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不改变现代经济消费主义的基础，还是按照“吃胖、减肥”这个恶性循环模式走的话，就难以可持续发展。
因此，城市的绿色转型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能源问题、规模问题，背后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