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惠凯
编辑 | 承承
GDP和公共财政收入排名居贵州第二的遵义市也出现了多只债券违约现象，其中，东海瑞京·瑞信51号资管计划涉及到的融资方为汇川城投和担保方遵义经开投。汇川城投是此次事件的主角，有诸多私募投资人对其发起了诉讼。
2018年年底以来，贵州多地频发债务风险，从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向省内发达地区扩散，主要以信托、基金子公司资管计划、私募基金等非标资管产品为主。近期《红周刊》记者独家获悉，在GDP和公共财政收入排名居贵州第二的遵义市，其下辖的汇川区城投公司发行的东海瑞京·瑞信51号二期资管计划等多只资管产品逾期。相关资料显示，这些资管产品的融资方均为汇川城投，担保方为遵义经开投，遵义另一家债券发行人遵义市投资集团也曾为汇川城投的部分债券提供担保。
东海瑞京资管计划逾期，遵义政信债风险爆发
互联网公开信息显示，东海瑞京-瑞信51号二期发行于2016年，拟募资规模两亿元，存续期3年，融资方为遵义市汇川区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称“汇川城投”)，资金用于受让汇川城投负责建设的“汇川大道北段延长线道路建设工程项目”形成的对汇川区人民政府的3亿元应收账款。
为保证偿付，除了汇川城投以其拥有的对遵义汇川区政府3亿元应收账款转让给管理人并到期回购外，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称“遵义经开投”)为本项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汇川区政府+财政局出具相应文件，承诺统筹安排还款。
在发行之时，上述增信措施尚属优质，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却未能顺利兑付。天津的投资人李先生提供的公告内容显示，东海瑞京称，瑞信51号二期应于2019年9月初到期，但截至2020年1月初，融资方累计支付应收账款回购款不足4000万元，“仍有大部分款项未予支付。”东海瑞京方面表示，虽多次驻融资方现场催收，但融资方和担保方均未履行义务，为此目前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诉前调解。至于具体方案，经与融资方沟通，双方达成的展期方案大致如下：
（1）展期至2020年6月底，每月支付960万元，延期期间的溢价率按15%计算。；
（2）如融资方又发生违约，则按每日回购款的1‰支付违约金。
这已经不是融资方第一次提出展期方案了。李先生提供的资料显示，2019年8月底、产品到期前夕，融资方就曾致函东海瑞京，“表示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回购价款”，并提出展期至2020年2月初全部兑付，而上述逾期正是基于这份展期方案。“算是二次违约了。”李先生对此深感不安。
令人蹊跷的是，尽调报告显示，瑞信51号管理人是东海瑞京，但投资顾问却是联储证券。2019年以来，联储证券管理的联储聚诚5号/15号等多只资管产品兑付问题一度引起轩然大波。2019年12月底，交易所对联储证券做出了暂停股票质押业务资格9个月的处分决定。尽调报告还透露，联储证券收取了0.1%的投顾费用。一般而言，投顾费用在0.5%~1%上下，0.1%的低费率着实罕见。有投资人经与东海瑞京方面咨询后告知《红周刊》记者，当时的瑞信51号项目负责人并未做出具体解释，“联储证券应该是个项目介绍方，但具体角色细节不完全知晓。”
阜兴系持股，东海瑞京发展后力不足
《红周刊》记者注意到，该项目的融资方和担保方均为AA级债券发行主体。Wind显示，融资方汇川城投目前还有5只私募债在存续期内，总余额超过27.5亿元。截至2019年6月底，汇川城投355亿元、总负债189亿元，账面资金近5亿元；遵义经开投截至2019年6月底的总资产285亿元、总负债156亿元，其中包括7只债券、余额约43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遵义市投资集团还为汇川城投发行的19汇川01等债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担保。遵义市投资集团的信用层级更高，企查查显示，其全资股东为遵义国资委。Wind显示，目前遵义市投资集团存续债券有13只，总余额超过37亿元。
尽管贵州的政信类非标资管产品逾期可谓司空见惯，但这次风险爆发于遵义，却让几位投资人感到错愕。在贵州省9个地市级/自治州中，遵义的GDP和财政数据仅次于省会贵阳。2018年，贵阳和遵义的GDP分别为3800亿元、3000亿元，两地公共财政收入分别为411亿元、252亿元。
另一个让投资人担忧之处是，在展期公告中，东海瑞京方面表示，“委托人应充分认识到我司作为管理人根据法律规定不得存在刚性兑付行为，更不具备刚性兑付的意愿和能力，上述调解方案不构成我司对实际清算金额的任何承诺或保证。”如融资方或担保方未能履行还款安排，则投资本金仍存在损失风险。
东海瑞京是东海基金子公司，后者大股东为东海证券。同大多数基金子一样，东海瑞京在2014~2016年的狂飙突进后，也在近些年陷入了发展困境。基金业协会数据表明，东海瑞京自成立以来共发行了85只集合资管计划，有84只集中在2016年以前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东海证券和阜兴系错综复杂的关系还受到了外界高度关注。2019年7月，东海证券公告称，总董事长朱科敏被江苏公安部门带走调查。据《财新》报道，阜兴系共计持有东海证券超20%的股权，基本和大股东常投集团持平。
《红周刊》记者亦留意到，东海瑞京的前两大股东为东海基金和上海赟语投资，后者在2018年6月前的董事和监事为李刚、赵梁。企查查显示，李赵二人为上海阜颐资产的股东，上海阜颐资产又和朱一栋控制的阜隆资产共同投资了上海献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李赵二人还在阜兴系投资的易财行、麦提盖阜兴投资等多家公司中担任法定代表人或高管。
私募基金被拖累，投资人质疑管理人国釜资产消极应对
遵义汇川区相关的逾期资管产品不止东海瑞京一只。有国釜资产的客户向《红周刊》记者透露，其管理的一只产品也投向遵义汇川区，同样无法顺利兑付。
基金业协会显示，国釜资产在2018年5月底成立了华府1号私募基金，存续期18个月、收益率在9.5%/年以上，募资用于受让遵义汇川城投持有的遵义市汇川区政府的6亿元应收账款收益权，到期后汇川城投按照《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溢价回购。投资人提供的《担保协议》显示，遵义经开投为汇川城投提供担保，如汇川城投无力回购，则由遵义经开投履行回购义务。《红周刊》记者获悉，该项目募资规模接近1亿元。
国釜资产公告显示，华府1号应于2019年12月6日陆续到期。但国釜资产公告却显示，汇川城投向管理人提出了展期申请。经持有人大会表决，展期方案通过，延期期间利息为11%。“我们给汇川城投负责人打了很多次电话，对方回复说确实没钱、账面上只有200多万，恳请展期。”持有人翟先生向记者透露。
《红周刊》记者获得的一份加盖公章的《“国釜-华府1号私募投资基金”展期申请》文件显示，汇川城投解释称，“因2019年整体金融政策影响，我司再融资渠道受限，且近期债务偿付非常集中，致我司短期资金流动性困难”，无法到期清偿，提出如下延期方案。
（1）展期9个月，自2019年12月起每两个月清偿部分本金和对应利息，到2020年9月初，偿付全部本息；
（2）展期期间收益按11%计算；
（3）若未能履行以上承诺，汇川城投将按照万分之五/天的比例缴纳违约金。
“国釜资产现在也不积极追索债权。”华府1号的投资人许先生告知记者。企查查显示，国釜资产是国本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后者又是物资流通国际合作事务中心的全资子公司。有投资人告知《红周刊》记者，物资流通国际合作事务中心脱胎于早年国务院下属的物资部(已于1998年撤销)。据其官网介绍，“现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属的事业单位。”
《红周刊》记者注意到，国本控股已牵扯到多个诉讼和经济纠纷中，且存在股东冻结的情况。譬如据寿光中院2019年12月底的公告，国本控股因与晨鸣纸业的一宗担保负债，而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国釜资产的部分股权也被冻结。
让投资人担心的是，出现风险后，汇川城投无意间向管理人和投资人透露，并未将这笔负债向上级政府申请纾困，对于还款来源只能寄希望于债券发行成功。“城投公司方面说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政府求助，可是如果现在都不叫‘万不得已’，那什么才叫‘万不得已’？”翟先生抱怨道。
催收“斗而不破”：债权人主动起诉，意在诉前调解
而一旦非标逾期曝光并引发法律纠纷，则会对当地城投债券的发行产生很大冲击。此前《红周刊》刊发的《中泰信托·祥泰1号兑付难，两家担保方共发行有3只债券》文章，独家报道了中泰信托投向贵州六盘水的信托计划违约一事，牵扯到了攀登开投、钟山城投这两家债券发行主体。当地政府人士曾向《红周刊》记者表示，攀登开投的债券发行计划已获批。但亦有中泰信托员工表达了不同看法：当地某城投公司的债券确实在2019年8月就获批，但寻找资方一事进展缓慢，债券至今也没有发出。
基于此，部分债权人在提起诉讼后力图达成诉前调解。譬如瑞信51号二期的公告透露，管理人东海瑞京已向法院起诉汇川城投等，“同时向法院申请诉前调解，希望与融资方及担保方就后续还款方案达成调解协议并申请司法确认。”据裁判文书网信息，此前浙金信托也曾起诉汇川城投和遵义经开投，但其后浙金信托撤回了起诉。
除了上述已经暴露风险的产品外，长安资产还曾在2018年发行了汇川投资1号专项资管计划，其融资方也是汇川城投、担保方也是遵义经开投，预计2020年4月到期，但能否顺利兑付本金还需观察。有长安资产相关人士回复《红周刊》记者，目前产品尚能正常付息；此外，中江信托(现为雪松信托)在2018年发行的金兔2号的融资方也是汇川城投，将在2020年初到期。
《红周刊》记者就上述疑惑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采访了东海瑞京投资经理、汇川城投相关人士，他们均称，涉及商业机密或处于合规原因，不做作出明确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