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则判决书，益民基金基金经理助理熊某在合同到期后，以公司克扣工资、不按要求发放加班费、过节费等理由将益民基金告上法庭，索要工资差额、未发加班费、未报交通费和通信费等共计29万。因未能如实提供证据，熊某的大多数诉求并未被法院支持，最终法院判决益民基金支付熊某工资差额3768.99元。
索要工资差额等29万
仲裁仅支持1400元
2017年4月12日至2018年4月30日，熊某与益民基金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熊某在公司的主动管理事业部担任基金经理助理职务。试用期内工资按90%发放。劳动报酬为基本工资11250元/月，岗位工资11250元/月，以上薪酬均为税前标准等内容。
熊某认为工资应当按照录取通知书记载为准，也就是薪酬是税前25000元/月，其中绩效工资为工资总额的10%，在半年度考核合格后发放；试用期是1个月，试用期内工资按90%发放；其他待遇是：通讯费400元/月，交通费800元/月，公司提供工作午餐标准650元/月。
2017年6月24日，熊某发生交通事故，此后断续请病假。按照益民基金的记录，熊某于2017年6月24日至2017年7月13日期间共计请假11.5个工作日，于2017年10月16日至2017年10月20日期间共计请假2个工作日，于2017年10月23日至2017年11月5日期间共计请假10个工作日，于2017年12月18日至2018年1月19日期间共计请假1个月零4天，于2018年1月22日至2018年2月9日期间共计请假12个工作日，于2018年2月26日至2018年3月9日期间共计请假8个工作日。上述请病假事由，在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中，基本为陈旧性左膝半月板损伤、膝关节损伤等。
2017年6月30日，益民基金旗下益民多利债持有的“歌尔转债”因未及时进行转股而被强制赎回。2017年7月14日，益民基金作出事件处置报告，在报告附件中记载：益民多利债券基金经理吴某某、基金经理助理熊某对该事件负同等责任，给予警告处分并各扣罚19368元，同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等内容。
2017年8月8日，熊某作出书面检讨，检讨称因惩罚，熊某和基金经理各承担了损失的一半，已从7、8月的个人工资扣除。
2018年3月30日，益民基金向熊某发送终止劳动合同的电子邮件，通知书记载合同将于2018年4月30日终止。2018年5月9日，熊某向益民基金发送顺延劳动合同申请，却未被接收。熊某表示，曾与公司签订过医疗期协议，据目前病情来看，可享受医疗期3个月。
因发生劳动纠纷，熊某于2019年4月25日就工资差额、加班费、交通费及通讯费报销、绩效奖金等提出仲裁申请。西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经审理后，作出裁决：益民基金支付2017年7月的工资差额1400.03元，驳回熊某其他申请。
不服裁决提起诉讼
双方各执一词
熊某不服裁决结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要求益民基金支付下列费用：
（1） 支付2017年7月至8月克扣的工资差额21943.78元；
（2）支付因2017年9月3日至9月23日的周六加班费6896.9元；
（3） 被告支付2018年1月至2018年4月交通费和通讯费共计4800元
（4）支付2017年4月12日至2018年6月26日承诺未实现的工资差额195000元；
（5）被告支付2017年4月12日至2018年4月30日绩效工资32500元；
（6）被告支付2017年4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过节费8000元
（7）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0550元；
（8）支付2018年5月、6月垫付的被告应承担的社保、公积金21048元；
（9）诉讼费。
双方对于扣款和实发薪酬有不同的看法。根据益民基金关于熊某的工资记载，熊某正常工资是22500元/月，2017年7月扣款13000元，2017年8月有扣罚款6367.95元的标注，2017年7月发放工资489.97元，2017年8月发放工资8535.77元。熊某不认可因处罚而扣减的工资。
熊某主张2017年7月3日、4日到益民基金上班了，因此不应扣除考勤扣款。熊某提交了与人力赵总和某位领导吕某的短信记录，通过内容可以看到这两天熊某出勤确实跟两位领导有过报备和沟通。但益民基金却认为这几条信息只能证明熊某到公司请假了，并不能说明来公司是工作。
熊某表示，2017年9月3日至9月23日存在周六加班的情况，是代表公司参加的北京市理财规划师比赛，按照规定应该支付双倍加班工资。益民基金则认为这是熊某自己报名参加的，并不是公司安排。
关于通信费和交通费，熊某提供了交通卡的发票以及出租车发票联16张，其中市政交通一卡通发票联均未显示时间，出租车发票联所显示的日期集中在2018年4月11日（6张）、2018年4月12日（5张）、2018年5月2日（1张）和2018年5月3日（4张）四天，所有发票联所显示的出租车牌号为同一个。熊某为主张通讯费，提交了2018年4月16日增值税电子发票两张和2018年5月31日增值税电子发票1张，益民基金对上述票据均不认可，并强调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4月30日终止，此后的票据与本案无关。
关于2017年4月12日至2018年6月26日承诺未实现的工资195000元，熊某起诉意见中称包含有未休年假工资、竞业限制补偿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的2018年5月、6月的工资等，但在庭审中，熊某对该部分诉讼请求的解释为，益民基金公司承诺在2017年6月开始将其工作岗位从基金经理助理调整为基金经理，工资收入相应上涨，但益民基金并未调整工作岗位和工资，故主张承诺未实现的工资。益民基金对熊某的主张不予认可。
熊某主张绩效，称录用通知中记载，绩效工资为工资总额的10%，在半年度考核合格后发放。2018年1月14日，熊某提交了个人工作总结，但益民基金认为熊某提交的仅仅是工作总结，与绩效无关。熊某表示录用通知书中记载了其他福利的节日福利，因此就是过节费，数额为每个节日1000元。益民基金不认可熊某主张。
熊某拿出了转账记录来证明2018年5月和6月的社保，要求益民公司按照正常工资收入计算并缴纳社保和公积金数额。益民基金则认为双方已于2018年4月30日终止劳动合同，之后熊某的社保与公司无关。
大多数诉求被驳回
仅能拿回三千工资差额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按照国家规定，熊某可享受的医疗期是3个月，病休时间在6个月内计算，即2017年6月2日至2017年12月24日，熊某的医疗期已满，益民基金于2018年4月30日终止劳动合用符合规定，不存在违法行为。
2017年7月3日和4日，熊某到公司上班，但益民基金克扣了熊某工资，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这一行为。在歌尔转债事件中，熊某存在工作失误，且在书面检查中未对扣款一事作出异议，以第一页未签字为由不认可质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但是按照相关规定，扣除工资后的约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熊某2017年7月的实发工资为489.97元不符和标准，益民基金应予补齐。一审法院支持了熊某对2017年7月工资的主张。
2017年9月，熊某称被公司安排参与比赛，但是却未能拿出证据证明比赛与本职工作有关，同时未能证明是受到益民基金的强制安排，因此要求益民基金支付加班费的诉讼缺乏事实依据。
熊某主张2017年4月12日至6月26日有公司承诺未实现的工资和过节费，但是却拿不出证据，因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已于2018年4月30日终止合同，熊某要求益民基金支付2018年5月和6月垫付的社保和公积金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一审法院判处益民基金支付熊某2017年7月工资差额3468.99元，驳回了熊某其他诉讼请求。熊某不服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