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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逆势缩水8成，罕见由首席信息官任总经理：国融基金深陷泥潭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股权转让的IPO对赌协议大限将至，留给国融证券和侯守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文/卢一
2021年1月7日，国融基金发布了一份“奇特”的《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主要内容是：现任公司首席信息官王占祥被聘为公司总经理，“自新任总经理任职之日起，董事长侯守法先生不再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
之所以说“奇特”，是因为将首席信息官聘为总经理的例子在以专业门槛高著称的公募基金行业极为罕见。而从公告内容来看，在被聘为国融基金总经理之前，王占祥的管理经验主要限于技术部门，从未有过公募基金的投研与管理经验。
公告同时显示，王占祥具有基金从业资格，但是，在“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及“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等两栏，皆为空白。
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上述人事任命是国融基金实控人、董事长侯守法迫不得已的选择。
2020年7月18日，前任总经理李宇龙辞职之后，总经理之职即由董事长侯守法代任。由于公司管理规模非常小，国融基金本身也因股权激励承诺不兑现而名声在外，因此，公司很难吸引圈内优秀管理人才加盟，“虽然到处找人，但始终找不到”，于是，董事长侯守法不得不一直代任总经理一职，而根据相关规定，董事长代任总经理的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眼看期限就要到了，才不得不行此权宜之计”。
问题是，将首席信息官聘为总经理的“权宜之计”能否改变国融基金的尴尬处境？
“国融基金目前的局面是，总经理不懂公募、不懂投研，投研团队只有两位基金经理，资历最深的一位基金经理年限也不到两年，这又导致渠道不给力，2020年一只基金未发，整个公司处于‘半休克’状态。”
“实控人、董事长侯守法代任总经理期间，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想法，以至于白白错过2020年下半年的发展机会。”上述内部人士称。
根据Wind资讯，截至2020年年底，国融基金公募管理规模仅有1.16亿元，较年初缩水85.78%，在143家持牌机构中，排名倒数第四位；且公司旗下6只基金皆为“迷你基金”，规模最大的一只资产净值不过0.43亿元，最小的一只仅有340万元。
同年成立的其余5家基金公司，即凯石、博道、东方阿尔法、合煦智远及恒越等，同期公募规模分别为9.89亿元、116.49亿元、31.56亿元、2.61亿元和5.64亿元。其中，博道属于“私募系”，其余4家属于“个人系”。
国融基金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本为1.3亿元，国融证券与上海谷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上海谷若”）分别持股51%和49%。
国融证券成立于2002年4月，北京长安投资集团公司（下称“长安投资”）实际持有其71.33%的股权，由于侯守法又实际持有长安投资100%股权，因此，他同时是国融证券及国融基金的实控人。
上海谷若成立于2016年2月，是国融基金实施员工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公司。
2017年1月17日，北京长安投资法定代表人侯守法在一份对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落实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股权激励的承诺》中，确定了上海谷若“作为国融基金未来实施员工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公司”的性质。
这份《承诺函》同时确认，长安投资“持有上海谷若90%的合伙份额”，其“持有的合伙份额拟作为国融基金实施员工股权激励的主要来源”，并且承诺“自国融基金成立之日起三年内，将根据届时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落实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然而，截至2021年1月，国融基金成立三年半有余，侯守法对证监会做出的上述承诺仍未兑现。上海谷若的股权结构仍是：长安投资持有90%股权，长安投资全资子公司北京长安德瑞威投资公司持有10%股权。
企查查披露的工商资料显示，侯守法通过长安投资间接持有国融基金85.38%的股权。实际上，即便是在17家“个人系”基金公司（即公司股东主要由自然人组成）中，持股比例最高的股东也不过65%。
上述内部人士表示，由于侯守法违背对员工及监管层许下的股权激励承诺，国融基金创业团队几乎已经全部辞职，这是导致公司规模及业绩迟迟上不去的根本原因，而实控人的承诺失信又导致公司无法招募到优秀人才，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据了解，2020年12月初，国融基金创始人、首任董事长已经向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监局实名举报侯守法违背股权激励承诺一事。“12月底，北京证监局已明确告知侯守法，必须履行承诺。”
不过，由于创业团队大多已各奔东西，且长安投资“IPO对赌”结局难料，上述股权激励承诺最终能否落实，或者将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落实仍是一个问题。
长安投资的“IPO对赌”源于2016年的一次定增。
2016年11月，国融证券控股股东即长安投资的法人代表侯守法在北京与杭州普润、天津吉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横琴鑫和泰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机构分别签署了一份《股权回购协议》。
根据协议，国融证券以4.98元/股的价格定向增发32600万股股份，上述5家机构分别认购了25000万股、3000万股、2000万股、2000万股和600万股。
同年12月28日，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本次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协议同时约定，如果“标的公司自完成本次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60个月内未能收到证监会关于核准其股票上市的批复”，则上述5位新股东有权要求长安投资集回购其所持有的全部标的公司股权，回购价款的计算方式是：甲方投资款（即4.98元/股*所认购股份）*（1+8%*n）-甲方历年取得的股息红利。
换句话说，如果国融证券未能在2021年12月28日之前收到证监会关于核准其股票上市的批复，上述5家机构有权要求长安投资回购全部股权。“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融证券输掉上述赌局的概率非常大。”
除此之外，长安投资还在疲于应付关于国融证券的其他股权纠纷。
最新的消息是，12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要求长安投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诸暨楚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权转让款151399075元用于回购诸暨楚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40246250股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2015年7月，长安投资与诸暨楚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有关日信证券（国融证券前身）股权转让的协议。这也是一份带有“对赌”性质的协议。
根据协议，长安投资将其持有的日信证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转让给诸暨楚萦，同时承诺，“自日信证券在新三板挂牌之日起30个月内，未出现复权价格高于本次转让价格的交易机会，本公司承诺，按2015年7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标明的转让价格回购已转让的股权”。
5年之后，于2020年上半年，诸暨楚萦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将长安投资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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