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需要保持适当比例，以避免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增速降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通、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制造业发展较好，也成为2020年GDP增速保持稳定的关键。
制造业被认为是实体经济中最重要、最基础的部分。稳实体经济，关键在于稳制造业。
“十四五”规划纲要把“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提到了更加显著的位置，并首次提出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在2008年后，制造业占比从过去几年32%的占比区间开始一路下滑，2019年跌至26.77%。制造业占比下滑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21世纪经济研究院以23座万亿GDP城市为样本，分析近5年来这些城市的制造业发展情况，以及背后的逻辑因素。
制造业需要保持适当比例，以避免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增速降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通、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制造业发展较好，也成为2020年GDP增速保持稳定的关键。
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较快，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第三产业，同样为该城市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目前大部分城市未对此进行单独的统计，建议应在“十四五”时期有所重视。
7城二产占比超40%
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看，一个明显的变化，23座城市普遍在下降。
具体看，2015年末，23座城市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为44.40%。占比超40%的城市有17座，其中泉州(占比61%，下同)、佛山(60.5%)、合肥(54.7%)、长沙(52.6%)占比超50%，是典型的工业(制造业)驱动型城市。
从发展情况看，这些城市都因制造业而兴盛，其中泉州的亮点在于传统制造业保持了较强的活力。近年来泉州孕育了安踏、恒安、盼盼、九牧、柒牌、361°、匹克、七匹狼、劲霸等全国、全球知名品牌。佛山则通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智能制造重镇，拥有美的，海信，格兰仕等知名企业；合肥在安徽省的支持下，将汽车、机械装备、家用电器等行业列为战略支撑；长沙制造业历史悠久，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世界级企业为代表。
但2020年末，23座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占比下降到37.31%。占GDP比重超40%的城市减少到7座，仅泉州和佛山的制造业依然占据“半壁江山”。
合肥和长沙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2015年分别下滑了19.1个百分点和14.3个百分点。此外，5年内这一比重下滑超10%的城市，还包括成都(下滑13.1个百分点)，天津(下滑12.6个百分点)、武汉(下滑10.1个百分点)。
需要提出的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在第二产业中，划分为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其中前三类属于工业范畴。
由于部分城市未直接公布制造业或工业增加值数据，因此本报告中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作为参考数据。因此如果剔除第二产业的其他部分，则制造业的占比将更低。
但并非无亮点可寻，2020年末，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保持稳定的城市包括南通(下滑0.9个百分点)，苏州(下滑2.1个百分点)、无锡(下滑2.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座城市皆位于江苏省。
其中，南通市在“十三五”初期，便提出“全面增强工业经济对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支撑，保持工业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建成长三角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基地和长三角北翼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以上数据佐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以制造业(第二产业)驱动型过渡到以服务业(第三产业)驱动型。
23座万亿GDP城市的数据也反映了这一趋势。2015-2020年，23座城市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28.09%，同期GDP的平均增速则达到52.33%，两者的增速差为24.25个百分点。
但亦有例外――南通的增速差仅为3.2个百分点，这表明这座城市具有明显的制造业驱动型经济特点，此外，有同样特征的城市还包括：苏州、佛山、宁波。
制造业占比下降源于多方因素
如何看待万亿GDP城市中的大部分城市制造业占比明显下降的问题？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第一是基于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如国外诸多“世界级城市”，皆在工业化中后期完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是传统制造业优势消退的主观因素。尤其是部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制造业的城市，随着人口红利消失、生产成本增长，部分制造业开始向西部或周边国家转移。
制造业(第二产业)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退潮”的同时，服务业(第三产业)开始登台。
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这一转折点发生于2012年，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5.5%，以超第二产业0.1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的第一动力源。
此后，二产和三产的占比差距逐渐拉开，2020年末，两者占比分别为37.8%和54.5%，“二退三进”已为定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第二产业)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弱化。在第三产业中，以服务对象划分，可划分为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消费性服务业，以及从原本属于第二产业、后从中分离出去的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制造业中的非制造环节。
正是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显著拉低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如从万亿GDP城市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降幅较大的城市观察，部分城市亦是基于这一因素。
2013年，北京成为我国首个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破万亿元的城市。这也解释了2020年北京第二产业占比列万亿GDP城市最末、仅15.8%的原因；同时，21世纪经济研究院也认为，这与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相关，这使得部分制造业向周边城市疏解。
成都也同样基于这一因素――202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较2015年下降了13.1个百分点，这一降幅在23座万亿GDP城市中排名前列。
2020年末，成都市还召开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大会， 首次提出要大幅提升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为城市转型发展赋能。这也是成都首次以先进生产性服务业为主题举行的高规格会议。
此外，如上海提出打造全球科创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深圳提出发展信息服务产业、创意产业、物流产业、金融产业等，皆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方式。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非是对制造业的削弱，相反可推动制造业更高质量的发展。
因此从这一角度讲，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情况，可视为是一个地区工业化发展程度的指标。如近日发布的《成都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总体规划》称，到2025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达到8800亿元，占服务业比重达到50%以上，占GDP比重达到35%以上。
2020年，苏州也召开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大会，会上提出生产性服务业是苏州的必然选择，是赋能“新苏州制造”的利器，也是苏州的职责担当所在，“制造业最发达的地方，理应成为生产性服务业最好的地方。”
警惕制造业空心化带来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上述分析，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不应仅依据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衡量一座城市发展水平。如北京2020年的占比仅15.8%，远低于万亿GDP城市中的其他城市，但不能表明北京经济发展水平不及这些城市。
我们需要更加深刻的理解，一座城市在工业化中后期，因工业技术进步导致非制造业环节被剥离的现实问题，以及经济发展越高的地区，其社会分工越复杂的客观情况。
但对于更多城市而言，需要考虑制造业空心化所可能带来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尽管中等收入陷阱在过去针对一国而言，但其背后的内涵指向制造业占比下降而延缓居民收入增长，因此同样可作为城市发展之鉴。
从国外的经验看，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出现制造业占比下降情况，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拉美地区的部分国家，制造业比重下降发生在人均收入6000-8000美元之时，此后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而美国与日本的制造业下降的时间，则分别是其人均收入达到16000美元和19000美元之时。
近年来，学界对于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占比问题，争论一直持续。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服务业占比增长，会使得社会生产成本增长，拖累GDP增速。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未来需要保持制造业在我国经济结构的适当占比，这不仅源于“双循环”背景下，对于更高质量和竞争力的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也来自于制造业本身是所有科技创新、技术发展支撑的产业特点。
简单概括，制造业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脱离制造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巨大的风险，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也提出“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注意到，从地方政府角度看，国内的不少城市已经开始“重拾”制造业。
济南市提出到2025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3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突破万亿元，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级双双达到万亿级。青岛提出“十四五”期间提升制造业在全市的基础地位。
广东省则提出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即使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较低的北京，也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的制造业发展计划――发展高端制造业，尤其要大力发展智能制造。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建议，对于这些城市而言，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要解决要素成本上升的问题，如降低用地成本，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用工成本和用能成本，适当增加预留工业用地空间等。同时，以科技赋能的方式，推动中国的制造业更有价值和竞争力。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