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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的积极财政政策。这些财政政策具有力度明显加大、工具更加多样化、政策作用范围更广、注重结构调整和政策差异性等特点。从上半年经济运行来看，二季度GDP扭负为正，财政政策对恢复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减税降费免租政策，“保市场主体”成效显著。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推动了投资增长，进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速由负转正的主要因素。截至7月中旬，新增专项债已发行2.24万亿元，支出1.9万亿元。
下半年，宏观政策效应将进一步显现，尤其是全年新增超过2.5万亿减负将主要在下半年实现，专项债和抗疫特别国债也将对投资形成持续的拉动效应，这为经济持续恢复提供了有效支撑。
从全球来看，外部冲击将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的最大变量。首先，贸易摩擦对我国的产业升级、科技进步等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其次，全球经济衰退及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再加上疫情引发部分产业链调整、回归或区域化不可避免，这将给我国的产业链安全带来一定的影响。
从国内来看，疫情防控常态化不仅对于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也对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经营、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习惯都带来诸多影响，增加了一些宏观经济运行的变数。
应对上述内外环境的变化，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需要“稳局”和“破局”。“稳局”，即稳住向好发展的局势，推动经济回归正常水平；“破局”，即破除内外部环境变化中不利局面。
疫情给财政运行带来了一定压力，对财政收支两端都带来不小的冲击。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5.8%。从力度上看，今年的财政政策力度前所未有。仅新增赤字、抗疫特别国债和新增地方专项债此三项，即可形成3.6万亿的新增扩张规模，使总规模达到8.51万亿。再加上调入和结转资金、预算内投资，政策的力度将会更大。从量上来看，刺激力度基本符合财力状况和经济发展需要。因此，下半年财政政策并非单纯扩大刺激总量，而主要是在提升财政政策效果和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上做文章。
财政政策稳“局”的着力点在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基建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局势。当前，消费、外需尚未完全恢复，基建投资具有积极意义。基建投资，不仅能以总需求的扩张产生经济联动效应，对冲经济下行力量，增强经济的动力，而且有利于提升未来宏观经济效率和改善民生。推进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需要进一步扩大基建投资。在当前财政形势下，扩大基建投资主要是通过加快项目落地率、优化投资结构、利用社会资本等方式来实现。
财政政策破“局”的发力点在于推动创新。创新是打破外部技术封锁、增强经济活力和全球竞争力、提升国内循环质量的根本途径。为此，需要通过调整财政资源布局和使用，支持企业研发和设备更新改造升级，并为企业创新提供充满活力和宽松的市场环境。
财政政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发展的质量。进一步提升财政政策的效果，一方面要加快财政政策落地，另一方面要增强与货币金融政策、改革和制度的协同性。
其一，实行税收支持政策，利用好基础设施项目REITs工具，吸引社会资本，优化基建投资结构。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虽然我国加大了专项债额度，并发行特别国债，但财政资金的力度毕竟有限，与庞大的资金需求相比仍不足。为了推动基础设施投融资，可立足我国的法律和税制框架，综合考虑金融市场交易和税收征管能力，构建我国REITs税收制度体系，增强政策正向激励，支持REITs发展，实现我国数万亿巨额优质资产的入市再流通，平衡“扩投资”与“防风险”。
其二，加快项目落地，发挥基建投资稳增长的持续效果。今年，我国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等债务资金的规模比较大，其使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各地应优化资金的使用方式，结合补短板以及各自的资源优势和发展状况，合理地选择项目并加快项目落地。
其三，围绕提升创新能力和市场活力，优化财政政策导向和资源使用。一是调整对产业和企业的补贴，提升税收政策力度，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设备更新改造升级。二是立足我国现状，创新支持创新的方式，实现多种资源的优质组合。例如，可采取工资补贴、社保补助等形式，鼓励企业吸收理工科毕业生，既可使企业享受“准工程师红利”，增强创新能力，减少创新成本，又可减轻毕业生就业压力。三是，考虑缩减部分与支持创新关联度不大的各类企业奖补支出，以及政府设立的各项扶持基金规模，释放资源，增强市场活力和经济的内生动力。四是，加大财政对基础学科、基础研究长线资金安排和投入。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