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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向前向后新冠疫情叠加贸易保护主义，2020年的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衰退风险。但不同于以往，这一次，危机带来的影响将是变革性的。
危机之下，中国的金融业如何坚持扩大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将怎么走？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如何转变？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10月23-25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峰会主题为“危与机：新格局下的新金融与新经济”。全景作为战略合作媒体对峰会全程直播。
易纲：在加快开放的同时防范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应在加快开放的同时防范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
“新形势下，我们会针对当前的不足，并对标高水平开放的要求，推动金融业开放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他说。
同时，易纲还透露了下一步金融开放的理念和动向。
在他看来，要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易纲指出，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金融业开放不仅引入了机构、业务、产品，增加了金融要素供给，还促进了制度规则的完善，促进了金融制度供给。这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于下一阶段金融业开放动向，易纲表示：
第一，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
易纲坦陈，尽管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很快，但我们在同外资金融机构、境外央行的沟通中也注意到，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请许多许可，面临不少的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开放的诉求依然较多，这表明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易纲指出，负面清单与金融业持牌经营并不矛盾。在负面清单模式下，金融机构的准入和展业也必须满足资质要求，持牌经营。
负面清单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不矛盾，在负面清单模式下，监管部门可将更多的资源从准入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
第二，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自动稳定器”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监管当局主要是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顺其自然。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三，在加快开放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
易纲指出，新形势下会针对当前的不足，对标高水平开放的要求，推动金融业开放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方星海：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打通双循环的堵点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第二届外滩峰会上表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基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我国巨大型经济体的实际而做出的重大判断，必将对我国今后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这与促进畅通国际循环并不矛盾。
方星海指出，新发展格局要求把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优势，与利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有效地结合起来。要做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关键是打通循环中的各种堵点，使得两个循环都畅通起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对于打通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堵点，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年来，始终坚持开放合作的原则和方向。如今站在新的起点，要“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方星海说。
方星海称，近年来，中国稳步推进市场、产品、机构的全方位开放，沪深港通机制持续优化，A股纳入国际主要指数，沪伦通试点稳步扩大，QFII/RQFII规则修订发布；ETF互联互通逐步拓展，多个期货品种对境外投资者开放；证券期货机构外资股比限制提前全面放开。2018年以来，外资机构投资者持有A股占比显著提高，这充分体现了全球投资者对A股和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认可。
今后，中国资本市场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在稳步放开跨境投融资限制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规则的深层次对接，不断增强政策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
方星海强调，要从四个方面加强努力。
第一，继续推进市场和产品开放。在现有沪深港通、QFII\RQFII、ETF互联互通等方式基础上，研究推出更多外资参与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着力解决国际投资者有关顾虑，提高A股在明晟等国际指数中的纳入比例。研究完善沪伦通制度，使其覆盖欧洲主要资本市场。制约中国资本市场更快更稳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机构投资者占比还不够高，而更多地引入境外成熟机构投资者是一条见效快的途径。要建立健全境外企业在境内市场发行CDR、在境内第二上市等制度，为中国资本市场引入更多优质上市公司。
第二，不断提高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开放水平。方星海说，目前已有8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获批，首家外资全资基金公司、首家期货公司成功落地。外资私募基金公司进入我国已形成趋势，在上海聚集尤其集中。欢迎更多外资机构前来展业，拧紧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利益纽带。
第三，进一步深化国际监管合作。方星海认为，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必然要求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我们将始终秉持开放的态度和合作的诚意，主动加强与境外监管机构、国际金融组织的广泛合作，共同推进解决中概股公司审计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切实维护各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严厉打击跨境上市和证券发行中的财务造假行为，维护我国企业国际形象。反对一切人为阻断资本国际循环的行为。”
第四，加强开放条件下监管能力建设。在当前国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要在推进资本市场开放中必须特别重视加强监管能力建设。
“开放的幅度和水平，开放中能否实现市场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能力，特别是跨境监管能力的提升。”方星海说，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建立健全数据通报、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跨境监管合作和执法机制，为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提供坚强保障。
周小川：“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
“最近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已经透露出，中国是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缓债计划’的国家之一。”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参加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当前的缓债，就一定是疫情后的债务重组，一定是减债和消债，这中间还有很多关系。”
在周小川看来，疫情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的负担，疫情之后的复苏不仅仅取决于发达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量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不能成功克服疫情，实现复苏。
周小川表示，一些低收入国家因为还债挤占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减少他们在疫情防控方面的能力。如果债务出了问题，疫情以后也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发展的融资能力，融资能力将会变弱。
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也介绍了落实G20缓债倡议的进展。他表示，目前中方收到了20多个国家的缓债申请，截至7月底已同十多个国家就缓债倡议达成一致，并正同其他提出申请的国家加强沟通协调，有关工作进展良好。
周小川还提到，目前，“一带一路”不断取得重大成绩，得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拥护和支持。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预防和控制疫情方面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和合作。
在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周小川强调，“我们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更关键的是应该如何促进他们将宏观经济搞好，能够将基础设施、生产能力搞上去，为未来长远发展奠定道路。”
周小川还提醒，他观察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这有好的方面，有助于扩大内需；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将来是不是好事也不完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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