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宗派
摘要:结合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证明,清江应发源于今利川汪营镇柏杨塘街侧与石柱交界处的小山——都亭山东麓,小地名“龙洞湾”;都亭山清江源位于古清江郡(县)今利川县西柏杨塘一带;民族英雄巴蔓子的葬身地在今湖北利川柏杨塘(白羊塘)清江源头都亭山下古坟林(古坟陵),是最接近真实的结论。
关键词:清江源;都亭山;巴蔓子;土家族:文化考察
八百里清江是土家族人的母亲河。都亭山是土家族聚居区内的一座名山,是古亭州得名的依据。巴蔓子是土家族人世代崇拜的民族英雄。史载,巴蔓子将军刎颈保国,头葬荆山之阳,身葬都亭山。显然,清江源、都亭山和巴蔓子葬身墓地紧紧相联。清江源在哪里?都亭山在哪里?巴蔓子墓在哪里?这既是一个有关地理山川的大问题,也是一个有关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大问题。确实有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必要。本文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对巴蔓子墓地进行探讨研究,以求教于大家。
一、关于清江、清江源
古籍上关于清江、清江源主要有如下几种记载。
第一,《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载:“又东过鱼复县南,夷水出焉”,“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村侧有溪,溪中多灵寿木,中有鱼,……。溪水伏流迳平头山(七岳山,引者注),内通南浦故县陂湖。其地平旷,有湖泽,中有菱、芡、鲫、雁,不异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峡所无。地密恶蛮,不可轻至”。巴东郡治白帝山。“城里无泉,乃南开水门,凿石为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猿臂相牵引汲,然后得水。水门之西,江中有孤石,为淫预石,冬出水二十余丈,夏则没,亦有裁出处矣。县有夷溪,即佷山清江也。《经》所谓夷水出焉。”[1] “夷水(别出)巴郡鱼复县。”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澄清,因名清江也。”[1]
第二,宋本《方舆胜览•施州》载:“清江,图经一名夷水,蜀中江水皆浊,惟此独清,故名。”[2]
第三,《明史•地理志》载:“施州卫东北有清江,一名夷水,下流至宜都县,入于大江是也。”
第四,清道光《施南府志•疆域》载:“清江一名夷水,在县北,源出县西北罗锅堰。”[3]
第五,清同治《利川县志•河源考》:清江“源出齐岳山,下大鱼泉、小鱼泉、龙洞沟。……出宜都县入大江。”[4]
第六,清光绪《利川县志•山水志二》:“利川有名之水四:一曰,清江水。古盐水,一名夷水。”“清江水,源出县西一百四十里小山,即都亭山,东流入檀香洞,又伏流四十里,过七药山,东出为龙洞沟河。”“檀香洞,在檀香岩下,一名老龙洞,其西为白杨塘。土人以粗糠投洞中,流至龙洞沟始出。”[5]
上述记载,除清末两本《利川县志》一本由同治四年(1865年)利川知县何蕙馨编纂、一本由光绪二十年(1894年)利川知县黄世崇编纂外,其余都是由一些没有到过今利川,没有深入当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外地人编纂的。何蕙馨先把清江源记录在今利川境内道东坪,后把清江源记录在今利川境内的七药山,黄世崇把清江源定在今利川境内的柏杨塘都亭山下,这些事实表明他们对清江考察的深度是不同的。所以,结果也是不同的。《水经注》把清江源定在巴郡鱼复县,今奉节县赤岬之南,利川之北大河碥一带。《明一统志》《清施南府志》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把清江源定在今利川东北边缘清江三明三暗出口黑洞下的锣锅堰。一河三源,各自东西。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上述古籍作者都不曾进入今利川县境内,深入实地进行认真考察的原故。
今利川地方为四川大盆地东沿上的高山小盆地,四周深峡险谷围绕,悬崖绝壁;中部七药山,陂湖阻隔,蛮人土司盘踞。今利川南坪平坝地方田连阡陌,风光秀丽,正是《水经注》所指之古南浦故县陂湖,是阻断利中盆地东西交通的主要障碍。原陂湖有金子山(今汪营区内)、朝阳洞、两来望(今小柏杨处)等多处出水露头,水量极为充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修水利和文物普查,在这一带大量阴沉木和南坪大罗坝遗址的发现表明,西抵七岳山,南迄红鹤坝,东至金子山营上,北至跌马坎伏流之中间地带,至少直至元末明初仍为湿地或湖泊,面积很大。南坪集镇大罗坝一带仍为湿地或湖泊所包围之七岳山东麓半岛。明代史书载,朝廷派军从万州龙驹进军攻克船头寨后,置上下支罗、元里、中坝、大坪、擂鼓、松木、马道诸屯所。这些屯所除马道屯一处在古陂湖北部阹地上外,其余,都在七岳山以西古施州北部边缘之上。明军从东过清江七渡河进入团凸后,置朱砂、马桥、官渡、忠孝、木栈、孙家诸屯所,皆西未越陂湖,南不及土司,都在利中盆地东中部一线之上。清代县志说,利川官员要到本县辖区吐祥、支罗视察必须经过恩施和奉节。利川龙潭谭氏族谱说,其族本为元朝宰相家,元至正二年(1342年)从奉节经恩施沐抚过七渡河(清江)来利川,先驻今利川西城大塘,后转忠孝司,因平苗有功,明太祖授谭海深为谭峒安抚使司。明嘉靖时,四世谭伏銮率族众乡勇靖卫地方,授龙潭宣抚使司,落业今西城谭家湾、巫子龛一带,故名其地为“龙潭”。团堡冉氏家庙碑称,其先祖冉如龙冉如凤明洪武初从南京奉调来利,由七渡河大路槽马栏坡进入利川团凸,日与土司讲习,落业下马溪,建家庙于团凸山。谋道黄氏族谱称,其先祖明洪武时来利,得谭氏帮助,开发七岳山东至金子山西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一再表明,古七岳山以东曾为南浦故县陂湖,今南坪集镇曾是陂湖包围之山麓半岛。今存大罗坝遗址很可能为南浦故县遗址或宋设南坪堡遗址。古时今石柱、恩施沐抚、奉节吐祥、利川南坪支罗一带皆属施州清江县西北部范围之内。陂湖阻挡,地密恶蛮,是郦道元等古代文人只在古清江县施州西北东部分区域考察,发现误定清江源头及都亭山的重要原因。
清光绪《利川县志》载: “利川有名之水四:一曰,清江水。古盐水,一名夷水。”“清江水,源出县西一百四十里小山,即都亭山,东流入檀香洞,又伏流四十里,过七药山,东出为龙洞沟河。”“檀香洞,在檀香岩下,一名老龙洞,其西为白杨塘。土人以粗糠投洞中,流至龙洞沟始出。”[5]事实证明,清光绪《利川县志》关于清江、清江源以及其流程、路径的上述考证和记载不仅符合“时近则易查,地近则易明”的辩史原则,而且也符合“河源唯长,水量唯大”的河流源头认定标准,其结论与实际相符,是完全正确的。
实地考察证明,清江确实发源于今利川汪营镇柏杨塘街侧与石柱交界处的小山——都亭山东麓,小地名“龙洞湾”。源头原为湿地,有五眼泉水,清冽甘甜,从山腰、山麓淙淙奔流至山下汇成清江,然后,便匆忙地开始了它在利川境内三明三暗的千古历程。所谓“三明三暗”是古人对清江三次在地面流淌三次进入地下伏流的具体描述。从龙洞湾露出地面至叫花洞落入地下,经檀香洞伏流40里至龙洞沟露出地面,人称一明一暗;从龙洞沟奔出,在利中盆地九曲十八盘,尽览人间春色之后,又在落水洞口以万马奔腾之势轰然落入地下,至观彩峡嫣然回首,露出地面,人称二明二暗;观彩峡(三明),霞分五彩,既是清江古河道与今河道的交汇点,又是清江在利川境内从伏流第三次露出地面、回望利川的告别处。观彩峡水域不大,一泓碧绿的清水,一户独处的农家,一条古老的河床,两眼对穿的溶洞,四壁峥嵘的悬崖,却给清江在利川的历程留下了最为奇特、最为精彩的最后一笔!而清江也正是从这里第三次进入伏流(三暗),再从黑洞冲出地面,一泻千里地直奔长江而去的。
虽然,20世纪80年代,人们为了灌溉曾在都亭山麓清江源头修成一座团结水库,大量地拦蓄了源头的流水,把一块湿地变成水库,把源头湿地里的江源小溪(现为泄洪渠)“一明”化为乌有。但是,至今毕竟那条沿古老河床修成的泄洪明渠还在,毕竟人们的记忆和古人的记载还在。因此,清同治《利川县志》和今天一些人还把清江源头定在龙洞沟的记录和说法都是不准确的。至于有的人说“清江的源头不止都亭山下一个,还有福宝山上的两个”的说法也不符合“河源唯长,水量唯大”的河流源头科学认定标准,它们只是支流,而非源头。
二、关于亭州 、都亭山
查阅古籍,关于都亭山和亭州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后汉书•巴郡南郡蛮》引盛弘之《荆州记》曰:“昔廩君浮夷水,射盐神于阳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
第二,《隋书•地理下》载:“清江郡,后周置亭州,大业初改为庸州。统县五,户二千六百五十八。盐水,后周置县,并置资田郡。开皇初郡癈,大业初置清江。巴山,梁置宜都郡、宜昌县,后周置江州。开皇初置清江县,十八年
改江州为津州,大业初癈州,省清江入焉。清江,后周置施州及清江郡。开皇初郡癈,五年置清江县,大业初州癈。开夷,后周置,曰乌飞,开皇初改焉。建始,后周置业州及军屯郡。开皇初郡癈,五年置县,大业初州癈。”
第三,唐《通典•州郡十三》记:清江郡。施州(今清江县),“春秋巴国之境。七国时,楚国巫郡之地。秦属南郡,二汉因之。后周置亭州及业州。隋炀帝初,并置庸州,寻废,置清江郡。大唐为施州,或为清江郡。领县二:清江(今县西有都亭,夷水所出,一名清江,廪君乘土船于此);建始(汉巫县地)”。“清江县有都亭山,夷水所出”。
第四,宋本《方舆胜览•施州》都亭山:“后汉《南蛮传》,江夷水出西都亭山,盖此山也。隋书云:后周置亭州以此山为名。”
第五,《大明一统志》:“清江一名夷水,源出旧施州开蛮界,经建始县境流入本县(长阳),至宜都入大江,以其流独清不混,因名清江。”又“废亭州在卫城(施州卫)东一百七十里,后周置,以都亭山为名。隋并为庸州,徙治盐水县。”(6)
第六,《明史•地理志》载:“施州卫北,有都亭山。”
第七,清乾隆《石柱厅志》:“厅境无地不山,土人只呼大山坪为山,东西绵亘五百里。自大山坪东北至大丫口,分为两山:一曰大山,即七药山;一曰小山,即都亭山。”[7]
第八,清道光《施南府志•疆域》:利川县“都亭山在城东与恩施县相连。”“清江一名夷水,在县北,源出县西北罗锅堰。”[8]
第九,清同治《利川县志•山川》: “清江之水自利发源。”“都亭山在城东九十里。与恩施界相连。”“与金字山相望,即今之道东坪、菁口一带是也。”[9]
第十,清光绪《利川县志》载:“考利川县,置于我朝雍正十三年,其县境奄有前明忠路、忠孝、施南、建南、沙溪五土司,上下支罗及施州卫都亭里地。……利川县西小山为清江水源所出,县治以西称为都亭里,可证县西小山即都亭山。”“西有亭州故城,遗址在旧卫城西一百八十里,当即亭州旧治。”“利川,山国。其西,自蜀之石柱入境者,曰都亭山,曰七药山。”“县境都亭山,名最古。其山出自石柱大山坪。自石门坎又东十里,其下曰白杨塘,有洞,曰檀香洞。其水入洞中,伏流四十里,至龙洞沟,为清江水源。故知小山为都亭山也。白杨塘有六角石,高十余丈,广数丈。”[10]
反复阅读上述文献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亭州的位置因历史进程有东西两处。明以前在今利川市西,明至清同治在今利川市东。清江郡(后周所置亭州即清江郡和庸州)。有五县,除巴山开夷建始三县外,盐水县、清江县(含施州)都在古清江郡清江县范围之内。石柱沿革称其晋属施州,其地当然也在古清江县范围之内。后周设亭州,因都亭山而得名。从汉至清笔者所见古籍十条记载中(含清乾隆《石柱厅志》、清光绪《利川县志》)有七条都把都亭山清江源和亭州故址定在清江郡(县)今利川县之西柏杨塘,只有《明一统志》、清道光《施南府志》和清同治《利川县志》三条把都亭山清江源定在今利川县之北罗锅堰或利川县东道东坪。显然,后三条记载是不准确的。
时近则易明,地近则易查。结合多次实地考察,证明从汉至宋古籍所载都亭山清江源位于古清江郡(县)今利川县西,《石柱厅志》“一曰大山,即七药山;一曰小山,即都亭山”,清光绪《利川县志》“西有亭州故城,当即亭州旧治”等记载是完全正确的。至于亭州旧址,很显然应在古盐水县范围之内(即黄世崇所论证的清光绪利川县治所之西柏杨塘一带)。20世纪70年代修气管道时,民工曾在今利川柏杨塘鱼龙一带挖出唐三彩枕瓷两件、铜器铁器多件,这些文物的意外发现,笔者觉得也可作为亭州故址的旁证。
至于《明一统志》、清《施南府志》和同治《利川县志》为什么会把都亭山清江源的位置记错?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三。一是《明一统志》、清《施南府志》的编者没有进入今利川内地实地考察,清同治《利川县志》编者实地考察不够深入。只知其东之小溪河,不知其西之檀香洞和都亭山龙洞湾。二是亭州设立的时间很短。三是唐宋以后,今渝东鄂西地区几乎全为土司盘据,文化记载缺失,历史形成断裂,没有查清区域亭州位置变更移动的原因。
当然,随着历史朝代的不断变化,行政区域的划分和名称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从晋至宋,今石柱东部(西),建始全部(东),今奉节之吐祥(北),今咸丰全部(南),长期都属古清江县施州辖区,范围很大。从宋至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利川建县,古清江县施州区域内长期为石柱、龙潭、建南、忠路、沙溪、忠孝、施南、上下支罗峒等土司分据,直至明嘉靖龙潭安抚司支罗峒黄中叛乱被平,设支罗屯和支罗百户所,亭州和清江县施州位置(今名都亭)及其区域才明显变化和东移,这正是《明一统志》清《施南府志》以及清同治《利川县志》把都亭山错记在今利川东北部的重要原因。
三、关于巴蔓子墓、 蛮王冢
笔者所查阅到的有关巴蔓子墓、巴蔓子庙记载的古籍(除《华阳国志》外)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宋本方舆胜览》卷六十一转引《华阳国志》关于巴蔓子故事称:施州迄今仍有巴蔓子庙。[10]
第二,《明一统志》:“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於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楚王以上卿礼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巴国葬其身于此(都亭山)”(有的版本并用地图形式明明白白的把都亭山标在清江在今利川最后一段伏流的出口黑洞处)。[11]
第三,明《蜀中名胜纪》:“巴王庙在州(忠州)东一里,神即蔓子将军也。”[12]
第四,清道光《忠州志》:“蔓子墓在治西北一里。”
第五,清道光《施南府志•冢墓》:“巴蔓子墓在恩施县西北都亭山。”[13]
第六,清光绪《利川县志•列传》:“巴蔓子,周季人。巴国乱,蔓子为将军,请师于楚,许以三城。乱平,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绥祸乱。诚许是三城,将吾头往,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以上卿礼葬其头于荆山之阳,巴国葬其身于都亭山。”又“利川坟茔可考者,曰周巴蔓子墓,在县北九十里都亭山。” 传说在今白羊塘古坟林。[14]
笔者所查阅到有关蛮王冢记载的古籍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明《蜀中名胜记》:“巴县西北五里前后有石兽石龟各二,麒麟石虎各一,即古巴国之君也。”又称:“郡学后莲花坝,有石磷石虎,相传为古时巴君冢。”又,这样描述所在地重庆七星岗巴王墓室 。[15]
第二,清乾隆商盘《蛮王古冡歌》:“施州城外都亭山,悬崖百丈缈难攀。上有墓门一十二,云是蛮王葬此间。高岸为谷谷为陵,古往今来几废兴。此冢
亦遭人所发,但存冢木缠枯藤。当年曾作西南长,姑缯壁垒坚无两。……”[16]
第三,清道光《施南府志•冢墓》:“巴公墓在恩施县南二里。俗传昔有巴国大栅王世葬于此,历年虽多,累累可辨。”又“蛮王墓在恩施县西南一百二十里。又“城西北都亭乡有岩高百余丈,岩腹有穴十二,皆藏柩之所,相传为蛮王墓。”[17]
第四,清道光《施南府志•杂志》:“方洞峡口有一方洞,无路可达,只可北岸对望。其中有板,或露或隐,或整齐或参差,每见则附近居民多不吉祥。”(注2)
第五,清同治《利川县志•山川》:“都亭山在城东九十里。即今之道东坪、菁口一带是也。蛮王冢在其上。”(注3)
第六,清光绪《利川县志•坟茔》:“蛮王冢在县西二十五里凤凰山下。相传蛮王作祟,静夜呼人,应之者辄病死。墓为土人所掘,今墓址犹存。”[18]
结合上述记载和反复实地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蛮王冢、蔓子墓、巴王庙三者各有所指,不是同一概念。人们过去对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统称蛮王,蛮王是泛指,不只一个,有很多个。而巴蔓子将军是专指,只有一个,不是国王或蛮王。蛮王冢是安葬蛮王的坟茔,巴王庙是后人祭祀巴王的庙宇,既不是墓也很难据此就说那里就是巴蔓子出生的地方。蛮王冢、蔓子墓、巴王庙三者的不同是十分明显的。后人有的把蛮王和将军巴蔓子混为一谈,有的把蛮王冢和巴蔓子墓混为一谈,有的把巴王庙与巴蔓子出生地混为一谈,显然都是不准确的。
文献记载和文物普查、考古发现证明:在今渝东鄂西,整个清江流域、郁江流域和酉水流域各地以蛮王冢、箱子岩、櫃子岩、神仙洞、蛮王洞为名的蛮王冢很多。首先,经考证它们的产生年代最多为晋隋,最早为东汉,都不及周。所以,从时代看,它们都应该是蛮王墓,而不是巴蔓子墓。其次,从墓葬形制看,近些年来,考古发现在古巴国地域、三峡地区有典型巴人器物(如巴式柳叶剑等)出土的墓葬既有崖葬悬棺,也有土坑墓。实地考察,上述文献记载的江州“巴国之君墓”“巴王冢”、恩施“巴公墓”、“利川蛮王冢”皆为土坑墓。利川“凤凰山蛮王冢”在今利川市凉务乡官屋基后山,俗名“蛮王葬”。当地人传说:蛮王作怪害人,后被挖开,见坟中有人人马马无数,持刀荷枪,整装待发。蛮王一只脚立地,另一只脚已跨在马上,正准备列队跨马出征。墓地侧有城堡遗址,巨大条石砌成的城门城墙,多已頺败,隐于荆棘丛莽之中。商盘诗“上有墓门一十二”及《施南府志》所载“岩腹有穴十二,皆藏柩之所”,其地在今利川团堡乡大河片石板岭一带,悬崖绝壁,前临清江。崖壁上墓孔罗列,或正方或长方,皆为崖墓。大河片崖间有大岩洞名冉家岩洞,是民国时当地区长冉国英的兵洞。传说,清代其中仍有棺材存放。所以,从墓葬形制上看,周之季世的蛮王墓和巴蔓子墓的形制既有可能是崖墓,也有可能是土坑墓。蛮王和将军不能混为一谈,崖墓和土坑墓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华阳国志》所载巴蔓子故事,是一个文化记忆。人物事件言之凿凿,但巴蔓子究竟姓什名谁?生在哪里?葬身何处?却有待查考。巴蔓子故事最早见于晋《华阳国志》:“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於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19]作者东晋常璩,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县)人,曾为成汉散骑常侍,掌著作,熟知乡国旧事,时人称为“蜀史”。古人评价说:“其著作闻见真切,搜罗详瞻,考核精严而流誉史苑”。古今学者对他的上述记载一直认为是可信的,至今尚无异议。认真学习上述记载,我们看到:常璩所记巴蔓子其人、许楚三城、刎颈保国等事件是清楚的,是可信的。时间“周之季世”和地点楚王“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巴国葬其身”是未定的,是待考的。
巴蔓子究竟姓什名谁?有的说“巴蔓子是以国为姓,姓巴名蔓子。”有的说“他是巴国的将军,巴是他的国籍,蔓是他的姓,子是人们对他的尊称。”我个人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都是可能的。
巴蔓子究竟生在哪里?有人说,巴蔓子出生忠州,忠县人。其夫人姓萧,家在丁房阙巴王庙。我个人认为:首先,巴蔓子出生地无任何文献记载。查阅《萧氏族谱》,萧姓始于汉代萧和。萧夫人原名“土主娘娘”,不是巴蔓子夫人。“阙”是汉代标志性建筑,丁房阙是后人修的,周代忠县有无阙类建筑,有待查考。一个在周之季世就刎颈保城了的巴蔓子将军,不可能娶一个住在由后人修建的汉阙建筑的汉代女人为妻。其次,以唐太宗依巴蔓子、严颜 “地边巴徼,意怀忠信” 故事,攺临州名忠州,“巴王庙在州东一里”,巴军军营“巴扎营”在巴岭村二组,三月祭“土主”“巴王”庙会,和巴王台、丁房阙、萧公殿等建筑为依据,把土主庙、巴公庙、蔓子庙混为一谈是不准确的。说巴蔓子的夫人是土主娘娘萧夫人,其家住在丁房阙巴王庙,显然也是把巴王、土主和将军混为一谈,时间先后错置,把汉代才有的萧姓夫人和阙类建筑的时间提前附会至周之季世,其结论当然也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研究的。
巴蔓子究竟身葬何处? 《华阳国志》所载巴蔓子故事在上录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巴蔓子墓地有重庆莲花池、忠州“治西北一里”和湖北利川都亭山三处。有人以没有考古发掘实物出土为由,断定以上三处墓地“均属附会不可信”。我个人认为,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几千年来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古代坆茔难觅或被毁的历史悬案很多。巴蔓子墓地至今没有找到考古发掘实物证据事出有因。甚至今后永远也找不到考古发掘实物证据,也是大有可能,不足为奇。同时,文献、传说中的时间、地点、故事和山川位置,也都应该是考证巴将军墓地的证据,不能忽视。论证巴蔓子墓地,考古发掘实物只是证据之一,但它绝不是唯一的证据。如果我们只把考古发掘的实物作为唯一证据,用以判断巴蔓子将军墓的有无,我个人认为是不全面的,是有失偏颇的。
第三,巴蔓子将军刎颈保城,时在周之季世,防线地在今利川都亭山与七岳山之间柏杨塘(白羊塘)南浦雄关至三峡岸奉节云阳一线。刎颈地应在其指挥中心柏杨塘鱼龙某地(很可能在今望祖山)。其时巴之国都已迁阆中。刎颈地和国都大山大江阻隔,山高水远,交通极为不便,将蔓子身运至都城安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无考古发掘实物证据之前,巴蔓子将军葬身地在今湖北利川柏杨塘(白羊塘)清江源头都亭山下古坟林(古坟陵),是最接近真实的结论。地名地物是巴蔓子墓的凝固地理坐标,长存的清江源都亭山是巴蔓子墓的不朽丰碑。
一些文献和传说把巴蔓子将军葬身地定在今利川清江源头都亭山下,是以所葬地的名山大河为标志和落穴点的。清江源亘古不变,都亭山名最迟不会晚于后周。如前所述,《水经注》之所以把清江(夷水)源头记错,是因为清江县内陂湖梗阻,地辟恶蛮,郦道元未能进入今利川内地考察的原故。《明一统志》、清道光《施南府志》、清同治《利川县志》之所以把巴蔓子葬身地记错,是因为历史行政区域变化,亭州由今利川城西柏杨塘(白羊塘)东移至今利川城东官渡坝以及编者层层因袭《水经注》夷水源头记载的原故。
著名民族史学家,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巴蔓子注中论证指出:“巴蔓子事,盛传至今。群书皆据《华阳国志》,不知常氏何据。由其文格,知其出于谯周《巴记》。云“周之季世”,不及年度,盖亦民间传说之言也。其事,当出于巴王已都阆中之后。江州以东地面,只留王族重臣镇之。蔓子所镇地近于楚。有叛乱时,为距巴都已远,故缘世婚,求助于楚。其许楚三城,仍当请之于巴王。巴王不许,故蔓子以头谢楚王也。今重庆市夫子池有巴蔓子墓碑,固是后人妄造。蔓子所治,不当是江州。江州有乱,巴王自能平之,不至求助于楚。《明一统志》谓巴蔓子墓在施州卫都亭山。全引《常志》文而窜乱其末云:“楚王以上卿礼葬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巴国葬其身于此。”都亭山,《清一统志》云:“在(恩施)县西北二百里。杜佑《通典》定为夷水所出。”《明一统志》称“其崇岗深麓,映带左右,下多良田广圃,则当是今利川县西七岳山麓之名胜处也。其地距万县最近。在秦以前为朐忍盐行区。疑巴蔓子所镇即是朐忍。其叛乱区即在施南。所许三城在施南区。故施南人传有其墓。惟古为夷地,开化迟,故民间传说之可靠性反较巴地为多。”[20]
《华阳国志﹒巴志十》载:巴郡“东接朐忍。西接符县。南接涪陵。北接安汉、德阳。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19]这段记载说明,巴蔓子故事的时间应在巴王已都阆中之后。今利川都亭山(小山)与齐岳山(大山)之间原有古盐道西南联今石柱、忠州,东北联三峡岸云阳、奉节,其地应为巴国与楚相邻之将军巴蔓子镇守前沿阵地。刎颈地应在其指挥中心今利川柏杨塘鱼龙朝宗山,墓地应在今利川柏杨塘古坟林(古坟陵)。
利川周属巴国。战国至秦,时巴时楚。汉属朐忍南浦。晋隋属清江。唐宋以降,土司逐渐形成,各霸一方。直至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乾隆元年建利川县,“其县境奄有前明忠路、忠孝、施南、建南、沙溪五土司,上下支罗及施州卫都亭里地”。多次实地考察,今利川西之七岳山古名大山,小山古名都亭山。都亭山山麓龙洞湾是清江(夷水)的发源地。七岳山与都亭山之间的小盆地柏杨塘鱼龙是古亭州旧址,古白羊塘鱼龙是古亭州的政治军事中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修汽管路时曾在今柏杨塘鱼泉口一带出土青铜器和唐三彩瓷枕等文物,应可作为古亭州旧址的旁证。七岳山与都亭山之间有东北至奉节云阳西南至石柱忠县大谷地,从古至民国有石板官道一条,应是周之季世巴蔓子将军与楚相邻的前沿阵地和盐运大路。传说当年巴将军用铁瓦盖成的将军洞府李子洞,今天仍然在都亭山下守候。传说当年巴将军守望故土的朝宗山(望祖山),今天仍然在七岳山与都亭山之间屹立。传说当年巴蔓子将军葬身地古坟林(陵),今天虽已被高速公路服务区覆盖,但它的美名仍然在广大土家儿女心中铭记、流传。
四、小结
第一,和自然对话是艰苦的,需要耐力和毅力。和古人对话是艰难的,需要耐心和细心。要弄清古代遗留的问题,我们只有以文献为前导,深入实地考察,既看清事物的过去,也看清事物的现状和它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我们才能逐步接近真实,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巴蔓子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几千年来在古巴国区域内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的地方为他竖碑修墓,有的地方为他建庙立屋,甚至有的地方还为他娶妻贺节。笔者认为,所有这些都说明巴蔓子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都是人们崇尚爱家爱国英雄情结的具体表现和有效传承。几千年来,特别是在今重庆、忠州、利川三地对巴蔓子的英雄崇拜已经相沿成为一种风俗和风尚,已经成为一笔十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种鼓舞人们不怕牺牲,忠心保国地巨大精神财富。因此,上述各地后来的各种具体作法和说法,无论准确与否,都是对巴蔓子忠义精神的传播和传承,都是向善向好,传承爱国保家精神,都是无可厚非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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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慧馨,等,利川县志;山水 [M]. 刻本.1865(清同治四年).
(9)黄世崇,等.利川县志:卷首•序[M].刻本.1894(清光绪二十年).
(10)祝穆.宋本方舆胜览:卷六十一[M].祝洙,补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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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黄世崇,等.利川县志:列传[M].刻本.1894(清光绪二十年).
(15)曹学佺.蜀中名胜纪:卷十七•重庆府一[M].刘知渐,点校.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16)王协梦,罗德崑.施南府志:卷二十七•艺文[M].刻本.1834(清道光十四年).
(17)王协梦,罗德崑.施南府志:杂志[M]. 1834(清道光十四年).
(18)黄世崇,等.利川县志:卷十一•营繕志[M].刻本.1894(清光绪二十年).
(19)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巴志四[M].任乃强,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巴志十[M].任乃强,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四十卷第二期(P42)民族文化栏刊发)